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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岁月赤子情-周伟访谈录
2008-04-01 00:19:31

                    

周伟艺术简历:

女,19162月生,湖南江永人,中共党员。1935年进入广西师专中文系学习,从此走向戏剧舞台。先后在广西国防社、新中国剧社、留港剧人协会当演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戏剧运动。1947年跨入电影界,参与演出《各有千秋》、《团结起来到明天》,执导《中队旗手》等影片。1941年参加革命,1948年经夏衍、章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初,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1952年,调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任导演,先后执导了《煤矿安全生产》(联合执导)、《青岛水族馆》、《无痛分娩》、《金鱼》、《科学与技术》等十多部科教片。其中《金鱼》曾于1957年参加了英国举办的爱丁堡国际电影节,《科学与技术》1955年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1956年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曾任导演系副主任、主任教员、班主任等职。主讲《电影导演艺术》、《电影表演艺术》《电影剧作》、《影片分析》、《文艺理论》等课程。1980年,参加筹建文学系工作并任文学系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执教期间,编写教材约20万字;创作电影剧本《少小离家乡》、《两代人》、《回首当年》、《紧急营救》等,其中《少小离家乡》1962年由香港新联电影公司拍成影片上映。此外,发表过电影名家专论、电影理论及电影评论文章多篇,其中有《章泯—左翼舞台艺术奠基人》、《瞿白音为戏剧写春秋》、《论蔡楚生》(合著)、《论蒙太奇》、《写人和写事》、《<伤逝>观后》等。1993年获北京电影学院最高成就奖“金烛奖”。

 

从喜欢看戏到“活着的左翼戏剧史”

问:老师,您的经历特别丰富,能给我们谈谈您的成长历程吗?

周伟:19162月我出生于湖南省江永县,父亲在县政府当小职员,生活尚能温饱。后来父亲失业,家道衰落,住房又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毁,无房无地,土改时我家被划为城市贫民。

江永是湖南最南部的一座边陲小镇,地处偏远,东邻广东韶关,南毗广西桂林,与两广交界。县城虽小,但水秀山青,葱郁富饶,香米、香柚、香菇、香芋、香姜等“五香”土特产品闻名全国,特别是江永瑶族故地千家峒那神奇的瑶族方言妇女文字“女书”,更是弛名中外,堪称世界一绝。湖南是农民运动的中心,北洋军阀统治湖南的代理人赵恒惕被推翻后,江永掀起农民运动高潮。当时我在县立小学读书,班主任老师是农民协会会员,她带领我们摇着小旗上街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还唱“打倒列强”歌曲。

游行集会以后,蒋进英老师带领我们四、五年级同学扛起铁锤、斧子、木棍冲进城隍庙,将庙里泥菩萨统统砸烂。我们干得很起劲,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捣毁菩萨,其实并不明白。老师给我们讲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以及反对封建礼教的革命道理,我们也似懂非懂,朦朦胧胧。后来,老师还告诉我们:井冈山有个“红色政权”,很多农民协会的人都上井冈山去了。我问蒋进英老师:什么叫“红色政权” ?井冈山在什么地方?蒋进英笑了,悄悄跟我说:你年纪还小,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果然,十五年之后,我长大了,我明白什么叫“红色政权”,也知道井冈山在什么地方。十五年来,我苦苦寻找的那条通往理想境界的道路,终于找到了。1941年我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衍、章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问:老师,大家都知道您在拍电影之前是演戏剧的,您跟著名的左翼戏剧人陈望道、沈西苓、冯乃超、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章泯、万籁天等人都有过合作或者接触,从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这么说,您就是一部活着的左翼戏剧史。您能给我们谈谈那段激情岁月吗?

 周伟:我从小酷爱看戏,特别喜欢看湖南花鼓戏,它通俗易懂,又做又唱,蛮有情趣,蛮吸引人。一次,我和同学一起去文昌阁看连台戏《目连救母》,整整看了一天,不吃不喝,傍晚回家,母亲大发雷霆,说我姑娘家抛头露面挤在人群里看戏不成体统,狠狠训斥,并且用下跪两小时的方式惩罚我,没完没了嘟哝了一夜。尽管如此,我仍不改初衷,照看不误。母亲见我如此痴迷戏剧,长叹一声说:“没有办法,随你去吧!”

(摄于1975年文革后回京)

1935年夏,我挣脱了家庭束缚,跑到桂林,投奔在桂林教书的小学老师蒋进英,请她帮助我寻找出路。蒋老师详细介绍了当时广西的形势,她说:广西是地方势力很强的独立王国,蒋介石对广西一直虎视眈眈,但又不敢贸然动手,所以蒋、桂双方长期处于对立局面。桂系李、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认为必需容纳进步力量来支持广西,广西才不致被蒋介石吃掉。听说桂系已在上海聘请了一批左翼知名人士,如陈望道、夏征农、杨潮、沈西苓、邓初民等著名专家教授来广西师专(广西大学前身)任教,为广西培养人才。听说师专很快要招生,不收学费,你不妨去试试,好有个落脚之地。听了蒋老师这一番指点,我慕名进入师专中文系读书。

师专校址设在桂林郊外良丰花园,这座花园是清末一位两广总督的别墅,园子很大,奇山异水,草木葱茏,满园都是桂花树和红豆树,环境清静幽雅,确实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校长姓郭,曾留学苏联,教务长陈此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民主人士。陈望道任中文系系主任兼师专剧团团长,他于1920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译本。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夏征农是“左联”后期的领导成员,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曾任华东局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等职。200110月,我因事去上海时,特地去康平路市委宿舍拜望过他,他告诉我说,他正在主编《辞海》,还要主编大型综合性辞书《大辞海》。他神采奕奕,不像年满97岁的老人,他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学者型的革命家。沈西苓1928年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了“创造社”,和冯乃超、夏衍一起组织剧团,“左联”成立时他是发起人之一,他既导演戏剧也导演电影,影片《船家女》是他来师专任教之前刚拍完的作品,1936年夏,他离开师专回到上海后,又导演优秀影片《十字街头》。当时我非常庆幸自己遇到这么多好老师,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对我思想上的进步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我对戏剧艺术的热爱更加强烈。

为了及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陈望道老师决定先排演《父归》(日本菊池宽作品)、《屏风后》(欧阳予倩早期作品)两个独幕剧,作为剧团演员练兵。这两个独幕剧中都有一位母亲是主要人物,当陈望道老师宣布演员名单安排我主演两剧中的两位母亲角色时,我慌了神,之后才亢奋起来,木木呐呐向陈老师致谢,因为我所期待的登台演戏的日子终于来了。

《父归》和《屏风后》这两个独幕剧是放寒假前在学校礼堂公演的,演出震动全校。

学校师生员工有的鼓掌,有的欢呼,要求剧团再排大戏。就在两个独幕剧公演结束不久,

北平 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来,全校沸腾,同学们咆哮起来,要求上街游行

示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陈望道和沈西苓两位老师商量,决定排演《怒吼吧!中国》

来激发更多青年学生的爱国抗日热情。《怒吼吧!中国》是苏联作家铁吉克的作品,铁吉克参加十月革命到过远东,1924年到了中国,那年夏天,四川万县发生了一起惨案,英国炮舰“金冲号”的舰长处死了两名万县的船夫,激起万县码头工人和广大群众的愤怒,展开了一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作者根据这场斗争写成剧本,起初叫《金冲号》,后改为《怒吼吧!中国》,并在莫斯科上演过。《怒吼吧!中国》由沈西苓老师导演,我扮演剧中法国商人的夫人。《怒吼吧!中国》剧本是由沈西苓老师从上海带来的,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和星期天加紧排戏,大约两个月后,戏大致排好。紧接着又排演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仍由沈西苓老师导演。

《钦差大臣》是一次非常精采的师生联合创作,邓初民老师扮演市长,他身材高大,胖胖呼呼,根本不用化装,只是把鼻子加高,穿上有饰口的制服和带马刺的长统皮靴,就是一个活灵活现沙皇时代的愚不可及的贪官;杨潮老师扮演假钦差伊凡,演得惟妙惟肖;夏征农和祝秀侠两位老师扮演小地主道布钦斯基和波布钦斯基,也演得生动诙谐;我扮演市长夫人安娜。

1936年纪念“五四”运动青年节,我们把两台大戏搬到桂林去公演,起初担心观众从来没有看过外国戏,怕退票、冷场,谁知观众很高兴,看《钦差大臣》演出,掌声不断,笑声不绝;看《怒吼吧!中国》演出时,有的愤怒,有的流泪,演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轰动桂林,观众说:学校剧团演出大型话剧,这是开天辟地第一遭,也是桂林有史以来第一遭。演出的成功不免使沈西苓老师有些得意,他说:“演出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演员,像这样的演员阵容,大教授亲自登台演戏,不要说全中国少见,全世界也少见”。在半年来的排演活动中,沈西苓老师尊重演员的民主作风,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以及他那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都给了我深刻影响,使我对戏剧艺术的追求更加强烈。

我们从桂林回到学校,陈望道老师宣布让演员休息一周,恢复体力。趁休息时间,我去图书馆看报纸。图书馆很大,藏书丰富,书架上摆满马列著作(俄文原版)以及国内外各种书报杂志,供同学们自由阅读。我从书架上找到田汉早期的三个剧本《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和《苏州夜话》,同时还发现了夏衍改编的无声电影剧本《春蚕》。我兴致勃勃抱着这些剧本回宿舍去慢慢阅读。这期间,我还读了邓初民老师的《社会发展史》提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小说、文艺理论等等。我认为《大众哲学》是一本好书,它帮助我初步懂得什么叫“唯物主义”。

一周很快过去了,陈望道老师约我去见他。陈老师住在“红豆院”,这是教授住宅区,一座座用杉木盖起来的小平房,掩映在高大的红豆树丛中。陈老师虽然回国多年,他仍保留着日本式生活习惯,一张紫红色的长方矮桌放在屋子中间,桌旁摆着一个深蓝色的圆口瓦缸,缸里生着火,陈老师正在烧开水泡茶。

“又排戏又演戏,你累了吧 ?”陈老师递给我一杯热茶。

“没有。真的,一点也不累”我回答。

“我还想排戏。”

“排什么戏?”我问。

“曹禺的《雷雨》,这是一台好戏,鲁妈这个角色很重要,戏虽不多,要演好她不容易。我想请你扮演这个角色,你若答应,我就放心了。”

然而,陈老师想排《雷雨》的愿望没有实现。因为时局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广西当局发起“六一”运动,学校停课,工厂关门,当局号召全省青年学生参军北上抗日。我也报名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数千名学生军集中在桂林整装待发。但不知为什么等了很久,迟迟不见开赴前线。后来才听说,所谓的“六一”运动,实质上是广西桂系与广东陈济棠联合反蒋,结果蒋介石收买了陈济棠,用分化利诱手段瓦解了两广联盟,“六一”运动宣告失败。我赶回学校去,校门紧闭,校内空无一人,陈望道等老师们全回上海,同学们各回自己的家乡,我惟一的亲人蒋进英老师也回到江永老家,一瞬间,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了。就在这种情况下,突然接到学生军连部转来的一封信,写信人是万籁天。

万籁天写信约我去见他,说有事面谈。我不认识万籁天,与他无一面之交,只是不记得在什么画报上见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上海有点名气的老演员。在环湖路的一座住宅里见到了他,他很热情,似乎也很直爽,一开口他就自我介绍,说他是“南国社”的演员,在“南国社”主演过很多戏,也拍过电影,他自称是“南国社”领导人田汉、洪琛的学生,是“田、洪派”。现在广西当局请他来负责筹建国防剧社,他打算在学生军里物色一批青年演员,听说我在桂林演过戏,所以希望我能参加国防剧社工作,最好协助他把筹建工作先搞起来。我没有马上表态,我在想我的处境。他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我说:我在读书,我想回学校去。他说:如果学校开学,你一定要回学校还是可以的嘛。我认为万籁天最后说“你要回学校还是可以的”这句话,留给了我进退自由的空间,我不得不对面对现实。就这样我接受了万籁天的邀请,参加国防剧社。

19369月,国防剧社在南宁正式成立,属第四集团军领导,这是广西第一个职业话剧社。万籁天任社长兼导演,他决定排演田汉新作《回春之曲》作为剧社首次公演剧目。

《回春之曲》是“南国社”被迫解散以后田汉转入地下参加左翼戏剧活动时创作的三幕话剧。内容写“一二八”战争爆发后,一群爱国青年从南洋回上海参加抗日义勇军的故事,结构紧凑,情节动人,通过舞台形象,体现了广大海外侨胞抗击日寇、保卫祖国的爱国思想。剧中插进四首歌曲:《告别南洋》、《梅娘曲》、《春回来了》和《慰劳歌》。为四首歌词谱曲的是著名音乐家聂耳。田汉写剧本常常插进歌词是他一贯的最鲜明的创作特点,这种形式既新颖又抒情。《回春之曲》在南宁、桂林两地公演时,舞台上抒情的救亡歌声,可以说倾倒广大观众。由于歌声宛转,带有浓郁的南洋风味,又能尽情抒发个人感情,这四首歌很快就传遍西南各地,至今还有人在传唱《梅娘曲》。甚至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中,有位女歌手仍在演唱《梅娘曲》。可见田汉的抗战戏剧之所以吸引观众与音乐是分不开的。桂林的观众赞扬《回春之曲》的演出紧密配合抗日救国需要,很有现实意义。《回春之曲》由万籁天导演,我扮演剧中主要人物黄碧如。演出结束后,我获得一级演员称号。

 1937年夏,为了提高演员的表演艺术水平,万籁天率领我们部分演员去上海业余实验话剧团学习观摩。实验话剧团是左翼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剧团,云集了我国最优秀的编剧、导演和演员。经万籁天介绍,我认识了章泯,他很热情地带领我们参观后台化装室、服装间。当晚我们观摩了《武则天》(英茵主演),以后又观摩了《大雷雨》等剧,学到不少东西。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敌机狂炸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停演,改为抗敌演剧队。我们只好匆匆离开上海,九月初回到桂林后,才知道广西局势又发生了变化。

广西桂系与蒋介石握手言和,第四集团军改为第五路军,国防剧社改为国防艺术社(简称国艺社)。1938年,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办了一个“五战区青年军团艺术组”,为迅速开展抗日宣传培养人才,调万籁天担任军团艺术组负责人,万簌天聘请章泯、沙蒙、水华等担任艺术组指导教师,调我担任艺术组指导员。我们招收了一批从沦陷区逃出来的爱国青年进行戏剧艺术培训,后来这批青年有的上了前线,有的参加了演剧队,有的去了延安。欧阳儒秋同志就是当年艺术组的学员之一。不久,武汉告急,我离开五战区回桂林,仍回国艺社工作,听说在我调五战区工作这段时间里,程思远曾一度担任过国艺社社长。

1938年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这是我党在西南地区的一个公开领导机构。从武汉、长沙、广州等地撤退下来的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出版各方面的进步文化团体以及各党派上层民主人士云集桂林,拥护党的抗日统战主张,于是桂林的救亡运动出现了空前活跃景象,一向奇山碧水而又冷僻的山城,转眼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中心。

桂系李、白迫于战争形势日益险恶,更怕蒋介石勾结日寇出卖广西,不得不表示愿意支持各方面的抗战力量而表示开明姿态,吸纳部分左派人士参加国艺社工作。在这种背景下,国艺社进行第二次改组,全社人员分成三个演出队,廖行健(原国防剧社老人)担任第二演出队队长,我担任二队副队长,专管业务。当局聘请孟超任国艺社总干事。孟超是“太阳社”的老人,是文坛前辈,老党员,他擅长写杂文,又能写剧本。抗战中期,他和夏衍、聂绀弩等在桂林合编《野草》杂志,京剧《李慧娘》就是他的作品。不幸的是在“文革”期间,他为《李慧娘》一剧付出了生命代价。

193810月广州沦陷,郭沫若和夏衍领导的《救亡日报》撤退到桂林复刊。孟超急急忙忙来找我(孟超与我们二队关系较好),对我说:《救亡日报》经费困难,桂林文化界的

朋友们建议发起为《救亡日报》复刊筹募基金举行公演,剧本是夏衍新作《一年间》,但缺

演员、缺布景、缺灯光道具,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帮忙?我回答说:能。我们全力支持,演

员、舞台工作我们全部包了。孟超又说:你最好去见见夏衍,把事情当面敲定下来。

第二天,我在太平路报社办公室见到夏衍(大家尊称他夏公),他热情和我握手并招待我吃广西有名的沙田柚。我对他说:我们已经决定派出一批演员和全部舞台工作人员全力以赴支持《一年间》义演。夏公十分高兴说:如果舞台工作统统由你们剧社包了,这就解决大问题,很好!

我回到国艺社后连夜安排参加义演的演员名单和舞台工作人员名单,由我带队,全力投入《一年间》的排演工作。《一年间》在桂林义演的规模相当大,田汉、欧阳予倩、夏衍成立三人导演团,焦菊隐、孙师毅为执行导演,演出方式也很有特色,成立用普通话和桂林话两种语言的三个剧组。为使两组普通话剧组有所区别,便把焦菊隐导演的剧组叫“红组”,把孙师毅导演的剧组叫“蓝组”,田汉导演的剧组叫“桂组”。这样一来,演员就得安排三套人马,我们剧社参加的演员最多,其他还有演剧队、抗宣队、新安旅行团以及戏剧界的个别演员参加,甚至从来不演戏的《救亡日报》女记者高氏姐妹也被推上舞台,姐姐高灏扮演新娘,妹妹高汾扮演喻志华。我原被安排在孙师毅导演的“蓝组”扮演姑妈,因“红组” 缺演员不能排戏,导演焦菊隐急了,跑来找我说:我实在找不到演员,请你帮帮忙,来我们“红组”演阿褚。第二天,田汉如法炮制,他用纯长沙口音对我说:实在找不到演员,你会说桂林话,你驾轻就熟,辛苦点,来我们“桂组”演姑妈,演完戏,我请你吃桂林米粉。夏公在一旁助兴:要得!要得!就这样,我便同时担任三个剧组的角色。

那阵子,排演工作相当紧张,一天三场轮番演出,别人演完一场可以回去休息,我要连演三场才能回宿舍睡觉。我们的宿舍原住在象鼻山附近,敌机轰炸桂林时被毁,不得不迁移七星岩霞飞阁去安身。每天演完戏,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在深夜过漓江赶回宿舍去,第二天一早又赶回城里排演。夏公见我来回奔跑,一个人深夜过江也有点不放心,就在报社附近旅馆租下一间房,叫我住在城里,减轻往返疲劳。我考虑义演的收入来之不易,我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乱花钱,便婉言谢绝了夏公的好意。为这点小事,演出结束时竟受到夏公的表扬。

夏公不但关怀演员的生活,也关怀演员的艺术创作,他工作繁忙,但一有空就来看我们排戏。他右手挟支香烟,左手抱在胸前,兴趣盎然站在一旁,从不指手画脚随便提意见,只偶尔在孙师毅耳旁悄悄说几句。一次,夏公勉励我说:你演得不错,但刚有余而柔不足。我写姑妈这个人物时是动过感情的,这个人物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姑妈是“劳碌命”,刘家里里外外的事她都操劳,她对侄子的钟爱胜过自己的生命,这点要把握好。夏公这一席点拨和教诲,丰富了我的想象力,启发我加深对人物性格的理解,从而激励我在舞台上塑造一个勤劳朴实而又善良的旧社会妇女形象。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次艺术经历。这段时间,我得到了更多的艺术实践机会,度过了一段创作丰收、精神愉快的日子,体会到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欣慰。从这时起,我与夏公慢慢熟悉起来,后来,夏公和我们住在一起,成为邻居。

十一月初刚回到国艺社,孟超来通知我,要我准备一台小节目参加桂林文化界的联欢晚会,我立即挑选了一个独幕剧《人约黄昏》,只有两个人物,由我和廖行健扮演,我任导演。演完戏以后才知道名义上说是联欢晚会,实际上是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紧接着我又参加《明末遗恨》和《魔窟》两部大戏的排演,《明末遗恨》饰马金子,《魔窟》饰孙大娘。戏演完,我感到疲惫不堪,告假休息半月。                                             1981年10月6,在京庆祝夏衍81岁生日。

右起:夏衍、廖沫沙 、周伟、草明;后排右起:郁风、高汾)

19411月,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时局急骤逆转,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被取消了,《救亡日报》被迫停刊,夏衍和文艺界许多同志也被迫撤退到香港。桂林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随着桂系政治态度的转变,国艺社又进行第三次改组,三个演出队又合并在一起,孟超被免职。这时候我已做好走的准备,先把东西搬出去。国艺社排演《原野》我也回避了,没有参加。就在这去意已定的时候,田汉来找我,他说:“你是学生出身,演过不少戏,不要随随便便把这门艺术丢了,更不要灰心,生活中到处都是朋友。走!跟我去新中国剧社演戏。”田汉的一番劝导,正与我决意离开国艺社的计划不谋而合。第二天,我毅然走进了新中国剧社的革命战斗行列。

新中国剧社是在田汉大力支持下由杜宣(地下党员)筹办起来的,直接受中共南方局地下党领导,党指示杜宣,为团结抗战,必须在西南大后方重新建立戏剧运动的据点。因此,新中国剧社只能以民间职业剧团的面目出现。剧社主要成员来自各个演剧队,少数是爱好戏剧的进步青年。剧社成立之后的首次公演剧目是陈白尘新作《大地回春》,田汉导演(挂名),我扮演女游击队长。剧社很穷,《大地回春》演出费是向一位姓冯的商人借贷的,这位冯先生一直守在票房里,戏刚演完,他就毫不留情地将全部票款席卷而去,那天晚上演完戏同志们就没有饭吃,大家义愤填膺,我也火冒三丈,主张把票款追回来。石联星摆摆手,说:大家不要急,票款是追不回来的,像姓冯这种人,他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吃饭问题我们另想办法。石联星说服了大家,都沉默下来。

石联星原是演剧九队演员,时局恶化后她转移到新中国剧社并参加筹建工作。石联星能歌善舞,她原是瑞金时期的老红军,经常和李伯钊一起演戏,被苏区老乡称为大女演员。同志们尊称她为大姐,她单身一人,身边带着小女儿,我尊重她也同情她,我们志趣相投,观点相近,很快成为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她主演《赵一曼》。

田汉为了扶持新中国剧社成长,为了使演员不饿肚子,他带着老母和幼女特地从南岳移居桂林,住在花桥附近一条小街上,他日以继夜在油灯下为新中国剧社赶写新作《秋声赋》。田汉住处的隔壁有家米店,他很快就和米店老板搞好关系,当剧社无米下锅的时候,田汉就向老板赊米给剧社应急。因为《大地回春》的票房收入不多,一直没有还清米店的欠债,老板就不大愿意再赊米给剧社了。一天,又是处在无米下锅的境地,家属孩子们肚子饿了闹着要吃饭。石联星拿起一个汤勺和菜盘,叮叮当当敲打盘子,领着孩子们唱歌跳舞,使孩子们忘记饥饿。这时田汉大步跨进门来,一见这场面便看出苗头,他提高嗓门叫:大家快去换衣服,女同志穿得漂亮点,我带你们去赴宴吃饭。原来李济深娶媳妇办喜事,请田汉去参加婚礼,田汉打算带我们去饱吃一顿。一进李家大门,田汉高声叫道:李将军!我给你带来一批贺客,他们都是舞台明星。李济深看过我们的戏,也知道剧社穷,他很高兴地拱手迎接我们,立刻叫家人临时增加三大圆桌。喜宴确实丰富,菜肴摆满一桌,我劝石联星多吃点红烧肘子,增加点蛋白质对身体有好处。田汉与剧社就是这样的一种“鱼水关系”。

几天后,田汉把《秋声赋》剧本写出来了,但严冬将至,同志们没有过冬的棉衣棉被,杜宣着急。正巧遇见一位姓章的好心人,他是章士钊的侄子,长沙人,原是湖南一位文化界民主人士,曾一度受过政治迫害,他弃文经商,在湖南邵阳开了一家织布厂。他仰慕田汉也同情新中国剧社的处境,慷慨解囊,主动赠送一批棉布棉花给剧社,并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支援剧社。当剧社处在无米下锅、无衣御寒的时候,忽然有人雪中送炭,伸出热情无私的双手,同志们深深感到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正是新中国剧社需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时,杜宣被叛徒出卖,匆匆离开桂林隐蔽起来。瞿白音接替杜宣的工作,担任剧社社长。这时,我也接到通知,离开桂林,撤退到香港。

自“皖南事变”后,我是最后一批撤退去香港的。194111月中旬我到达香港的当天下午,刚放下行李,章泯和江韻辉赶来看我,章泯告诉我说,他是第一批从重庆撤退到香港的,根据党的指示,由夏衍主持,他与司徒慧敏、宋之的负责成立了“留港剧人协会”(即剧团),有金山、沙蒙、舒强、兰马、凤子、王苹等同志。剧团已在香港演出了《雾重庆》、《马门教授》,现在正要赶排《北京人》,因缺演员,排戏受到影响,你来得正好,明天就到剧团去排戏。章泯约我立即参加留港剧人协会排演《北京人》,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第二天我就正式参加了剧团工作。《北京人》由章泯导演,沙蒙扮演北京人,舒强扮演老太爷,兰马扮演儿子,王苹扮演儿媳妇,凤子扮演表妹,我扮演奶妈。我和兰马两人有一场重头戏,排完戏兰马找我聊天。他说:“我演过不少戏,现在和你合作,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舒展、流畅、入戏。以后,如果有机会还想跟你合作。”当时,我觉得兰马的话对我未免有点过誉,倒叫我不安,主要是他的戏演得真好。

1941127夜,《北京人》正在香港公演,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8日上午,日军进攻香港九龙,港英守军溃败。25日,香港总督杨慕琦举白旗向日军投降。我们剧团一批人(分成小组)被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营救进入游击区司令部驻地白石龙村,司令曾生和政委林平开了一个简朴的欢迎会。当晚,游击队便安排我们住在山坡上的一座茅寮里。半夜我听到枪声,游击队哨兵跑进茅寮叫我们赶快转移。我们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才知道游击队的战斗任务十分险恶,他们要迎击三面敌人:一是日军正面扫荡;二是国民党侧面偷袭;三是土匪尾追。此外,游击队还要担负营救数百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任务。战士们的粮食分一半给我们,同志们每端起饭碗就咽不下去。就这样在游击区不断转移、不断隐蔽中度过半年的艰苦生活。直到交通线稍有好转,我们才从游击区到达韶关转道回桂林。我重返新中国剧社工作。

回到新中国剧社,住进新楼,这是剧社租下的一幢新的木头房子,临近漓江小河,周围是一片菜地,空气虽好,但阴天下雨,路滑难行。剧社照顾女同志、带孩子的演员都集中住在一间大屋,石联星住我们对门。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友爱的革命集体中,使我感到无限温暖。

我们很快动手排新戏《金玉满堂》,瞿白音导演,石联星扮演祖母,我主演母亲。我第一次和瞿白音合作,他原是三厅政治部抗敌剧团副团长,知识渊博,才思敏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能说一口发音准确的普通话,而且说话很有幽默感,他擅长编剧、导演、翻译工作,也擅长组织领导、经营管理工作,是艺术家也是事业家,人称瞿白音是“干才”。他担任新中国剧社社长后,极希望剧社能摆脱无米下锅的困境,使同志们能过上有饭吃的日子。然而,他那里知道,在旧社会想要过上有饭吃的日子是多么不容易!

夏衍早已回到桂林,为支持新中国剧社发展,他约洪琛、田汉集体创作新戏《再会吧,香港!》,夏衍写第一幕,洪琛写第二、三幕,田汉写第四幕。夏衍的第一幕从孙夫人宋庆龄在香港召开游园会为“工合”筹募基金写起,有个香港小姐带狗上场,这是为香港沦陷时揭露豪门大官们的狗坐飞机逃难的伏笔。剧本写好后,再由田汉做了一次调整工作,又写一首主题歌。《再会吧,香港!》由洪琛导演,瞿白音负责组织演出、前台管理以及对外联系等繁重工作,由于《再会吧,香港!》是名家编导,写的又是香港的故事,现实性强,颇有号召力。开演当天,海报一贴出,不到下午四点,戏院门口就挂起“满座”牌子,门票一抢而空,这在桂林是空前的。同时,也正因为这个戏是暴露官僚豪门的罪恶,那就不能不引起当局的密切注意。演出前,瞿白音对于剧本如何送审,请什么人来审查彩排,如何与大人先生们打交道才能拿到准演执照等等这一套手续是比较有经验的。剧本送审终于通过了,彩排之夜,请当局派人来看戏,当局派了四人,看完戏四人都点头认可,下午瞿白音拿到国民党广西省和桂林警备司令部两种准演执照,这下瞿白音放心了。开演前,他把这两种准演执照挂在前台幕布上让观众欣赏,这用意观众心里自然是明白的。戏刚要开幕,突然来了两名警察,宣布此剧被禁演。瞿白音见事不妙,急中生智,提前开幕,争取把第一幕演完,给观众留下印象。他一方面对禁演的警察说理,说明这个戏是宣传抗战的戏,而且已经拿到两份准演执照以后才公演的,完全合法。瞿白音向警察说理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另一方面,他立即通知夏衍、田汉、欧阳予倩几位老前辈出面援助。瞿白音亲自去见发布禁令的民政厅长,毫无结果;欧阳予倩亲自打电话给省主席,足足陈述了半个小时,也无济于事;田汉和夏衍多方奔走、交涉疏通,还是徒然。当局不但不考虑新中国剧社的合理合法要求,反而加派武装宪兵冲进后台,下命令强行禁演。幸好第一幕刚演完,幕落下来了,瞿白音见事已至此,便叫票房准备票款给观众退票。剧场的观众并不知道后台发生什么事,他们期待看第二幕精彩表演,然而幕一拉开,出现在舞台上的不是演员而是导演洪琛。洪琛激愤地向观众慷慨陈词,说明《再会吧,香港!》被当局禁演以及剧社向当局交涉的经过。最后洪琛沉痛地说:“我们对当局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表示抗议。但我们是中国人,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我们不能不服从政府,现在我们遵令停演,票房已准备好退票的票款,请观众朋友有秩序地出去,不愿退票的,将来若解禁重演此剧,戏票依然有效。”洪琛不卑不亢的讲话刚完,剧场里立刻掀起炸雷似的吼声:

“我们不退票!”

“我们强烈抗议!”

“警察滚出去!”

观众纷纷把戏票撕毁。

演员都哭了。

《再会吧,香港!》禁演,剧社虽然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政治上却扩大了影响。桂林的广大观众十分同情新中国剧社,加深了剧社与人民之间的联系。那些日子,剧社又陷入无隔夜粮的境地。导演洪琛要返回平石,剧社没有钱买火车票送他,而是洪琛自己悄悄把西装卖了,自己买火车票走的。

在揭不开锅的情况下,瞿白音决定排演反封建的俄罗斯古典名剧《大雷雨》。“八一三”抗战前,《大雷雨》曾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公演过,当时瞿白音负责此剧演出的总务工作,他对《大雷雨》的艺术处理、舞台设计、环境气氛、服装道具都比较熟悉,由他来担任导演,当然是驾轻就熟。瞿白音特地从演剧九队请来朱琳扮演卡切尼娜,我和石联星两人作为AB角扮演母亲卡巴娜娃。《大雷雨》原作中本来没有歌曲,为了加强第三幕抒情气氛,瞿白音加了一支插曲,这是第三幕妹妹和她的小情人在山坡上幽会时的情歌。桂林的观众喜欢音乐,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专门买票来听这支歌曲,看完第三幕就走了。

《大雷雨》排好,找不到戏院公演,因为《再会吧,香港!》被禁演后,有些老板怕担风险,不肯租戏院给我们。瞿白音千方百计找到白维义。白维义是白崇禧的侄子,当过师长,抗战后他弃戎经商,做起老板来了。他集资造了一座大众电影院,自任经理。同时,他利用权势还买下几座戏院,想成为桂林的戏剧电影托拉斯。所以《大雷雨》要演出就非找白维义不可。

瞿白音找到白维义,想不到他比较痛快,同意《大雷雨》在他的国民大戏院公演。他对禁演《再会吧,香港!》表示不满,他说:“这戏里说的都是真话,有什么说不得的?以后你们有戏来我戏院演,看谁敢来禁演!”果真,不仅《大雷雨》在白维义的国民大戏院演出平安无事,而且瞿白音灵机一动,把《再会吧,香港!》剧名改为《风雨归舟》,在白维义的大众戏院演出,果然也没有遇到丝毫麻烦。白维义对新中国剧社表示同情,可能是他的正义感,也可能是有利可图,想赚大钱。他知道只要新中国剧社贴出海报,戏院就一定满座。他主动和新中国剧社签订了四个剧目的演出合同,还代剧社垫演出费,同时把舞台加深,使它适应演出场面较大的剧目。不管怎么说,白维义也算是对新中国剧社做了件好事。

当同志们知道《再会吧,香港!》剧名改为《风雨归舟》是瞿白音出的鬼点子时,大家欢欣鼓舞,热烈拥抱他。

新中国剧社与白维义签订了四个剧目的合同以后,这就稍稍稳住了新中国剧社的经济基础,给大家增加了战斗的勇气。

这时,瞿白音遇见了演剧九队队长、老党员吕复,瞿和吕是南京分盟时期的老搭档,两人无话不谈。他们感到抗战以来戏剧运动虽然有很大成绩,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有些戏剧团队渐渐变得无声无息,一向活跃在前线的戏剧队伍,有的人感到苦闷、彷徨,甚至失去信心。如果能把散处在西南各省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互相观摩,互相交流经验教训,探讨戏剧艺术发展方向的各种问题,明确今后的努力方向,鼓舞斗志,坚定信心,那是一件好事。瞿白音倡议,最好在桂林举行一次戏剧展览。这是瞿白音和吕复两人交谈时的初步想法,仅仅是一个愿望而已。

瞿白音没有忘记这件事。他考虑到“西南剧展”应该成为公开的合法组织,最好是由官办的广西艺术馆发起,当时欧阳予倩任广西艺术馆馆长,瞿白音特地去拜访他,欧阳予倩同意瞿白音的倡议,并建议由新中国剧社和广西艺术馆两个团体共同负责筹备工作。瞿白音立刻又去拜访田汉,田汉极为赞成这个计划,他答应“尽力帮助这一理想的实现”。

得到欧阳、田汉两位戏剧界前辈的赞同,瞿白音信心百倍。194311月成立筹备组,由欧阳予倩以广西艺术馆馆长名义向各省的戏剧团队发出邀请书,同时瞿白音也和西南各地演剧队取得联系,正式成立了有西南各主要戏剧团队负责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推欧阳予倩为主任委员,瞿白音为秘书长。我们做接待、宣传、杂务等工作。

来参加剧展的各地戏剧团队达四十多个,遍及湘、桂、黔、滇、闽、粤、赣、鄂各省。有的从江西修水步行而来,有的从云南边陲赶到桂林,人员近千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需要很多开支,而广西当局却不肯拿一个钱。那就只好靠自力更生。新中国剧社演出《大雷雨》三天,全部收入捐献给大会,艺术馆也捐出演《家》的全部收入。为了减轻政治上的压力,少受或不受来自统治阵营的阻挠和破坏,筹委会决定请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和李济深担任大会会长,并以黄旭初的名义向西南各战区司令长官、西南各省主席以及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的上层人物发出请柬,邀请他们担任大会名誉会长。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拒绝外,其他的人都复信表示“共襄盛举”。这些做法,大大减少了来自上层的压力。

演剧九队属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领导,因为他拒绝了筹委会的邀请,战区政治部当然不同意演剧九队来桂林参加剧展。这就把九队队长吕复急得满头大汗。为这事,吕复三上南岳找薛岳交涉。当时,蒋介石在南岳山上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薛岳参加会议住在山上,山上戒备森严,没有通行证是不能上山的。吕复神通广大,居然搞到一部张灵甫的专车,他坐着专车拿着通行证直奔南岳。对吕复的到来,薛岳避而不见。后来由罗卓英和杨森出面负责点头,表示支持,演剧九队才到桂林参加“西南剧展”。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盛大的“西南剧展”于1944215“戏剧节”这天开幕了。各地三十二个戏剧团队带来一百多个剧目:包括话剧、京剧、桂剧、湘剧、粤剧、傀儡剧、杂剧、马戏以及苗、瑶等少数民族的舞剧。新中国剧社参加“西南剧展”演出的新剧目是《戏剧春秋》。此剧是夏衍、于伶、宋之的三位老作家集体创作的五幕剧,描写二、三十年代我国的革命戏剧工作者团结战斗的坎坷历程。由瞿白音导演,石联星扮演交际花,我扮演革命女青年。演剧九队演出《愁城记》,演剧四队演出《家》,演剧七队演出《法西斯细菌》。这些剧目都受到大会的好评。

这时,我向瞿白音提建议,我说:戏剧和电影是姐妹艺术,能不能租些好影片来给大家观摩?特别是来自偏远地区的同行,他们看电影的机会很少。瞿白音立即表示赞同,并说:想不到你也有鬼点子。这件事经过努力很快办成了,租到《大独裁者》、《民主万岁》、《马门教授》、《斯瓦洛夫元帅》等四部影片,每周末下午放一部影片免费招待大会的全体人员。看完影片,那些苗、瑶、峒等少数民族演员涌进瞿白音办公室,再三道谢,说他们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电影。

215525共一百天,“西南剧展”演出一百多个剧目,这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壮举,罕见的盛会,达到了加强团结、检阅力量、坚定信心的目的。

19445月,“西南剧展”刚刚胜利结束,我们还未得到很好休息,前线传来日寇南犯、湘北危急、衡阳吃紧的消息。衡阳为桂林屏障,衡阳一失,桂林难保。

党指示新中国剧社参与“桂林文化界动员抗敌宣传周”活动。新中国剧社演出大活报剧《怒吼吧,桂林!》,同时,还参加“国旗大游行”和献金活动,沿途唱献金歌。

献金歌安娥作词,费克作曲:

献金,献金,快快来献金,

不在乎献多与献少,

在乎你一片爱国心。

积少成多,去买草鞋和毛巾,

积少成多,去买枪炮杀敌人。

同胞们,同胞们,

我们能在后方住安稳,

全靠他们把命拼。

同胞们,同胞们,

战士把生命献给国家,

我们把血汗献给抗日军。

这些工作,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不久,衡阳失守,桂林城防司令部发出紧急疏散命令。新中国剧社全体人员撤出桂林,随着当时号称“十万人大流亡”的逃难群众沿湘桂铁路撤到柳州。

到了柳州,新中国剧社与演剧四队、演剧九队的战友们汇合了。三个团队联合起来,集体创作了大型活报剧《同盟军进行曲》慰劳盟友,瞿白音、赵明导演。这次演出,场面之大,演员之多,合作之佳,为观众所称道。

三个团队正要计划再演新剧,柳州又发出紧急疏散令。党指示新中国剧社去找左洪涛同志帮助解决交通问题和生活问题。

左洪涛是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他在第四战区张发奎长官部工作。他说张发奎同意新中国剧社吃军粮、乘军车,并命令新中国剧社和演剧四队一起撤退到六寨待命。

刚撤退到六寨,战局急转直下,柳州失守,敌军西上,六寨被炸,又奉命撤退到独山。刚到独山的当天晚上,独山全城大火,剧社同志们的所有衣物财物全部付之一炬。同志们撤离火区步行去贵阳。我们刚到贵阳,忽然又奉命去安顺待命。       

安顺是贵州省的一个小山城,文化落后。我们和演剧四队的战友们一起住在一所中学的空教室里,打地铺。安顺阴雨绵绵,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我们缺衣缺被,整个冬天同志们都睡在阴冷潮湿的泥地上,盖的垫的都是稻草,许多同志因此生病了,全身长满虱子。瞿白音和同志们感到安顺已经不可能使新中国剧社生存下去,征得党组织同意,决定离开第四战区撤退去昆明。

1945年初,新中国剧社经过千辛万苦到达昆明,昆明文协给我们开了欢迎会,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也参加了欢迎会。剧社在昆明景虹街租下一幢房子安顿下来。着手排演《家》,请章泯导演,我扮演大姨妈。这时罗卓英从重庆来昆明检查工作。瞿白音担心《家》演出的时候,可能有国民党特务到剧场捣乱,不如事先请罗卓英帮忙疏通一下有关方面,保证演出平安。剧社的石联星、许秉铎原是演剧九队成员,认识罗卓英。瞿白音就和许秉铎(石联星已离社去了延安)一起去见罗卓英。罗卓英表示这是小事一桩,愿意助一臂之力。罗卓英还问剧社的生活是否还是很困难时,许秉铎如实回答:和过去差不多,常常无米下锅。罗卓英说:我替你们出个主意,介绍你们去找昆明城防司令杜聿明将军,请他帮你们解决吃饭问题。由于城防司令部没有编制,杜聿明就把新中国社社员名单编入“水上警察”的编制里,让新中国剧社领取“水上警察”的军粮。剧社大门口还挂上一块“昆明城防司令政治部附属剧团”的牌子。剧社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吃“水上警察”的军粮,这真是一件叫人哭笑不得的事。

这时,田汉也撤退到昆明,住红花巷叶露茜家。田汉47岁,剧社同志替他做寿。他酒后诗兴大作,一口气写了七首绝句赠给大家。其中一首赠给周钢鸣和我:    

              千里曾追大众潮,

              又来滇海竟兰挠。

              周郎百战才英发,

              应对微波憧小乔。

新中国剧社正准备在昆明公演《家》,一切演出工作都做好了,海报也贴出去了。谁知就在演出前夕,爆发了“云南政变”,杜聿明的部队包围了云南省政府大楼,先是机枪、冲锋枪的声音,后来重炮响了,把我们吓醒。瞿白音想起大门口挂着的牌子,怕龙云的部队看见打进来,赶紧把牌子取下。从此以后,新中国剧社再也不去领军粮了。

受“云南政变”影响,《家》的演出延期半月。忽然接到通知,何应钦到了昆明,杜聿明要开文艺晚会欢迎他,叫新中国剧社出个节目。瞿白音说,吃了人家的军粮,不能不听人家使唤。他约了几个笔头快的同志编写了一个讽刺活报剧《纳粹侧影》,因化装巧妙,对话策略,意味深长。引起何应钦的注意,他问:“这个剧团是哪里来的?”坐在一旁的副官们面面相觑,不知这个剧团是那里来的。

演完戏的同志回到剧社把这些有趣的情况跟大家一说,又引起一场欢笑。

《家》刚演完,打算再排《蜕变》时,传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不久,又传来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国共谈判破裂的消息。为了保存实力,也为了新的工作需要,我和新中国剧社部分演员、瞿白音一起离开昆明撤退去香港。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二次撤退香港。

辗转三地见证新中国电影发轫

问:您后来又是怎么和电影结缘的?

周伟:1947年,我们一行十多人到达香港,暂住在九龙城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当时,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已在香港成立,这是我党一个不公开的领导机构。文委由邵荃麟、冯乃超分别任正副书记。我熟悉邵、冯两位领导,瞿白音叫我去向文委请示汇报。“文委”副书记冯乃超接见我。我把我们几年来的工作向他作了汇报。冯乃超说你们的工作情况多少了解一些。你们辛苦了。现在你们的工作安排由夏衍负责。电影方面的事由他管。他很忙,你们早一点约好他。

我找到夏衍,他说:最近解放军捷报不断传来,建国以后,我们电影事业一定要大发展,需要大批电影人才,你们打进电影界去,学点电影知识,将来是有用场的。欧阳予倩老前辈已经在帮助我们铺路搭桥。你们等几天吧。

不久,经欧阳予倩介绍,我和巴鸿进入香港永华电影制片公司为合同演员。瞿白音和其他同志分别进入香港建华影业公司、香港南群影业公司、香港大光明电影制片公司。从昆明撤退到香港的新中国剧社部分成员全部转业搞电影工作。从此,我们就不再一起吃大锅饭了,各立门户,立业成家。

我进入永华电影制片公司签订合同演员后,第一次走进摄影棚,第一次站在水银灯下,感到似乎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我参加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各有千秋》,朱石麟导演,周璇主演,我饰房东。戏不多,但我几乎每天都到摄影棚,不声不响站在导演身后看拍戏,有时也记一点心得。半年下来,我才稍稍明白原来一部电影是一个一个镜头拍成的。

《各有千秋》拍完以后,夏衍叫我做两件事:一是郭沫若的女儿淑子要从日本来香港,夏公叫我陪淑子玩几天,帮助她熟悉一下香港的环境;二是叫我组织“读书会”,邀请香港电影界的演员参加,首先学《新民主主义论》。我知道到这是组织上交下来的任务,当然要尽一切力量去办好。

我打算先去郭老家与于立群取得联系,了解淑子什么时候到。郭家在山林道后面一条街,离我住处不远,我正要敲门,门已打开,看见郭老开门急着要出去,见我站在门口便问:你找谁?我说我找您,郭老!他望着我说:啊!你是夏衍派来的?我说是。郭老一听就明白了我的来意,他一面迈腿,一面提高声音叫:立群,有客人来了。郭老没有等立群回话就出门了。

于立群正在育儿室给孩子们做衣服,房间靠墙摆着两张双层上下铺的架子床,可以睡四个孩子。缝衣机放在屋子中间。于立群本来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女演员,但她把头发往后梳成巴巴头,打扮成中年妇女模样,显得老成持重。她亲切地对我说:孩子多又顽皮,衣服常破,没有办法只好自已车。她领我走进客厅说,淑子是学音乐的,已经买了钢琴。姑娘来了,要麻烦你陪陪她。姑娘什么时候到,会通知你的。

过了两天,淑子抵达香港。我先陪她从九龙尖沙咀码头乘轮渡过海,上岸后陪她逛皇后大道的商店,乘缆车登太平山顶,俯瞰香港全貌。等到淑子的生母安娜夫人和她的大哥郭志雄也来到香港后他们全家请我看了一场电影,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第二个任务是组织“读书会”,这事就不像陪伴郭家姑娘遨游香岛那么顺当。主要是我与香港电影界的人不熟。后来想了个办法,我请冯喆帮我出面去联系一批电影演员如:陶金、黄婉苏、罗志雄、何斯蒙等约十多人,可以成立一个小组。为避开港英当局的耳目,第一次召开“读书会”必须找个稳妥的场所。想到著名导演张骏详的寓所客厅宽敞幽雅,是理想的去处,我就去找张骏祥,他很痛快同意了。随后我又托冯喆去请陶金出面主持第一次读书小组会,陶金也欣然答应了。开会那天,我带去一包茶叶,布置好座位后又泡了一壶茶,然后坐在一旁聆听大家发言。于是有人误认为我是陶金请去的“打工妹”。以后“读书会”慢慢发展扩大起来,成为夏衍领导下的统战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段时间里,我又拍了《风雨江南》(章泯导演)两部戏很少的电影。同时也参加了周颖(聂绀弩夫人)大姐主持的香港妇女联合会的募捐工作。这也是统战工作的一种方式。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南京解放,夏公奉命回上海工作。同年8月,经香港文委邵荃麟、冯乃超安排,我与林默涵夫妇同路一起回到北平。去文化部报到后,住前门饭店等待分配工作。大约8月下旬的一天,我去北京饭店看望邓初民(邓是我在桂林师专读书时的老师),想不到在走廊上喜遇夏公,他说他是从上海来参加第一届新政协会的。我们一见面都十分高兴,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工作定了没有?我简略讲了讲情况。他又问:你想干什么?我说还是干老本行吧。他说上海将要成立电影制片厂,于伶当厂长,你可以到上海去,那里正在招兵买马,需要人。夏公立即撕下一页纸片,写了介绍信,叫我速去找于伶。我乘火车赶到上海,于伶就把我安排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工作。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立即拍摄第一部故事片《团结起来到明天》,黄钢编剧,赵明导演,白杨主演,我饰演女工积极分子。影片讲述解放前夕,上海某纱厂工人为护厂与敌人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剧本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作者黄钢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给摄制组带来一股创作认真、作风民主的新鲜气象。在他建议下,我们深入纱厂三个月,与纱厂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之后才动手拍片。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对敌斗争的影片,得到普遍好评。

1952年冬,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缺导演,组织上调我到科影厂当导演。我对科技完全是外行,感到为难。去见夏公,夏公鼓励说:科影厂成立,这是一门新的事业,好好学,学会了就变成内行嘛。科影厂缺导演,你能吃苦,去吧。

1953年,我到科影厂后执导的第一部科教片是《煤矿安全生产》(与人合作)。这部科教片介绍当年我国从苏联引进了先进的机械化采煤设备和生产技术之后,使得我国的能源生产从几千年落后的手工采掘方式向机械化、现代化采掘方式迈进,影片真实地纪录了这一历史进程,意义重大。

当时,我国只向苏联引进一部采煤机(康拜因),这部采煤机安放在黑龙江双鸭山矿井做试验。因此,要拍采煤影片,非去双鸭山矿井不可。从上海去黑龙江路途遥远,气候严寒,我带领摄影、照明、场记、剧务一行人马出发,买不到卧铺只好坐硬座经过两天两夜才到达目的地。第二天,我下到1800深的矿井采煤场(工人叫掌子面)去勘查拍摄现场,发现一个难题。这难题就是:我们带去的灯光,能不能用在拍摄的采煤现场?如果温度过高,引发瓦斯爆炸,如何得了?这难题给摄制组同志们带来极大忧虑。后来,我们请老矿工出主意想办法。老矿工说:如果用矿灯拍摄,那就可以放心了。用矿灯拍摄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总算顺利完成任务。当然也付出了更多的汗水和辛劳。

之后,我接连执导了《青岛水族馆》、《无痛分娩》、《金鱼》、《科学与技术》等十多部科教片。《金鱼》曾于1957年参加了英国举办的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不发奖)1955年《科学与技术》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奖。

我在科影厂经过三年创作实践,初步懂得科教片的特征以及它与故事片的区别。

科教片运用电影艺术手段宣传科学,宣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科教片所表现的内容都是具体的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科学现象。科教片不允许凭空虚构,虚构就是伪科学。这就是科教片的特征。而故事片可以虚构,故事片主要是塑造人物形象,通过人物形象、情节反映社会生活,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就是故事片与科教片两者之间的区别。

三十年执教生涯荣辱与共

问:1956年就调到刚成立的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一批教师。从此您开始了在电影学院长达三十年的执教生涯,您能谈谈这段执教的经历吗?

周伟:电影,从二十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虽然经过郑正秋等的努力,拍过一些短片,但二十年代以前的中国电影仍停滞在萌芽状态之中,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和提高。直到三十年代初,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以夏衍为首的一大批左翼作家、艺术家,如田汉、阳翰生、阿英、蔡楚生、司徒慧敏、袁牧之、聂耳、陈波儿、金山、郑君里等等进入电影界工作以后,经过披荆斩棘,开展左翼电影活动,才拍摄了一大批与时代相称、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影片。如《狂流》、《春蚕》、《渔光曲》、《风云儿女》、《桃李劫》、《生死同心》、《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及四十年代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等等。特别是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吹响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战斗号角,掀起了中国电影紧密联系国家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创作高潮。但是,就在中国电影处在这样一个创作旺盛的高潮中,中国竟然没有建立过一所培养电影艺术人才的学校,更不用说建立正规的电影专业体系。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学习、借鉴外国特别是借鉴前苏联的办学经验,从无到有,白手起家,于1956年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所具有电影专业体系的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我有幸于1956年奉调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成为新中国电影专业教育第一批教师,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导演专业的第一批教师。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校址设在小西天。记得19566月我到校后,学院安排我住在临街的一座筒子楼里,安顿好之后,我立刻去拜望院长章泯。他告诉我导演系第一班本科生(简称导56班)由干学伟任主任教员,另请苏联专家伊凡诺夫讲授电影导演专业课,希望我配合干学伟把教学工作搞好。

下午,我又去拜望夏衍,当时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我是下午一点半前赶到他家的。他一见我便说:你来得正好,晚一步我就走了。

等我坐下后,他说:教师是一门崇高的职业,你能来教书,说明你有勇气愿意吃苦。前几天章泯院长来向我诉苦,说电影学院最大的困难是师资不足,请不到教师。有经验的电影专家都愿意搞创作,不愿教书。我倒认为教书这件事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那些满脑子名利思想的人,不可能把书教好。我跟章泯说,实在请不到教师,我去电影学院讲课。

我说:您这么忙,抽得出时间么?

夏公说:时间嘛,总是可以想办法挤出来的。好不容易办个电影学院,总不能让学生失望。见夏公拎起包,要走。我赶快站起来。

他说:我要去开会,送你到胡同口,我们一面走一面谈。走出客厅,他接着说:我们希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电影导演人才队伍。电影是综合艺术,电影导演除了精通电影艺术业务知识之外,还要学很多东西。电影导演要博学多才,知识面要广,生活丰富,政治时事,古今中外,理论知识,都要懂一点。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创作的性质和方向,才能拍摄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精品。夏公说到这里,已经到了胡同口,他上车走了。

夏公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到小西天,我都在思考如何培养高素质电影导演人才这个问题。第二天走进导演系办公室就见到干学伟和石联星,我和干学伟是初次见面,和石联星则是久别重逢,过去和石联星同台演戏,如今和她同台执教。阔别十年,倾谈甚欢。

1956年,我参加导56班教学工作。开学前,我参加了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的草拟及编写,由我和徐谷明、陈敏三人负责。开学后,全班入学学生20名,划分为三个教学小组,由三位教师分头负责教学。石联星担任第一教学小组教学工作,我担任第三教学小组教学工作,学生6名,男42。专家伊凡诺夫授课,我们全体教师随同全班同学一起听课,然后再由三位教师分头指导自已的学生做小品作业。由于三个教学小组的情况不一样,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各不相同,教学效果也不一样。

记得我负责的第三教学小组有位学生是东北人,矿工家庭子弟,文化水平不高,听专家讲课有些吃力,他每天晚饭后来我家,我给他补习文化课,他很感激。这位同学毕业后,执导过不少片子,他每次拍片,总是先把分镜头剧本寄给我,然后又寄导演阐述,有时甚至连海报也寄来给我看,几十年如一日。我收到这些东西很是欣慰,他毕竟没有忘记母校对他培育。

1957年春,第二学期开始,我原先打算在指导学生排练小品过程中,先给学生讲授导演艺术和表演艺术两门课程,把电影剧作和影片分析这两门课程放在后面去讲。但后来因为同学们急切需要懂得电影文学知识,所以把电影文学课提前了讲。

这门电影文学剧作课,我断断续续大概讲了一个学期,在讲课过程中,我设法借来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夏伯阳》、《母亲》、美国影片《战地钟声》、匈牙利影片《牧鹅少年》等给同学们观摩,以便巩固他们的学习心得。

我在导56班教学四年,除指导学生做小品作业、文字作业外,还要负责讲授四门电影艺术理论课,还要负责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包揽一切,实际上代替主任教员的职务,也代替了班主任的职务,工作量很大。

1958年春,学院举办了一期新闻编导训练班,张建珍任班主任。我在该班兼课,讲授“蒙太奇”课一学期。

199612月,与导演61班在京同学在郑洞天家聚会。

前排左起:郑洞天、马炳煜;后排左起:金继武、史践凡、周伟、

广春兰、卢刚、丁荫楠、张泽宇)

1959年,我在导58班兼课,讲授导演专业课“蒙太奇”。

讲课过程中指导学生课堂作业,并当场分析学生作业。在该班讲课一学期。发现最用功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是张暖忻。

1960年春,由于我接受珠江电影制片厂的片约,南下珠影厂执导儿童故事片《中队旗手》。所以未能参加导56班学生的毕业实习(拍短片),深感遗憾。

我在珠影厂执导的《中队旗手》上映后,曾受到人民日报的好评。

1961年春,我在珠影厂做完《中队旗手》后期工作回到北京。院长章泯向我交代任务说:今年,导演系要招收本科新生,请你担任导61班主任教员职务。另外,安排王心语、王运辉、葛文伦三位留校任教毕业生协助你工作。但是王心语、王运辉还在拍摄毕业作业,暂时不能抽身,葛文伦尚未毕业,也不能来。眼前,导61班的招生工作、教学工作以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只好由你一人承担,由你一人唱独角戏。希望你及早做好招生准备。

我深知导演系师资不足的困难,一人唱独角戏是意料中的事,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第二天,我着手考虑教学计划。想起前几年夏衍提出的“培养高素质电影导演人才”的问题,经过思考,我定下四条教学原则:

一是认真选好苗子;

二是培养学生精通电影导演业务;

三是培养学生坚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方向;

四是培养学生德才兼备。

根据这四条原则,我拟定教学计划。并把教学计划及我个人的思路向院长章泯作了汇报。他表示同意。并嘱咐我放手去把工作做好。

四月,招生工作开始,报考导演系的考生较多,我负责主考。我以为一切工作将会按部就班顺利进行,谁知在招生问题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折。

一天,招生办一位同志跑来问我:有个17岁的考生来报名,是最年轻的一个考生。张老师说,不满18岁,不收。我们拿不定主意,你说说,收不收?

我问:这个考生有没有高中毕业证书?

“有。有高中毕业证书。”

“既然有高中毕业证书,符合我们的招生条例。不管他1718岁,收。”

招生办的同志见我作出肯定答复,高高兴兴走了。当时,我并不认识这位17岁的考生,也不知道他的姓名。碰巧,初试时,他居然被录取了。

老师急急忙忙来找我,问我为什么录取一个17岁的“娃娃生”?他认为“娃娃生”是不可能培养成为电影导演人才的。这位张老师之所以对招生工作如此认真,因为他是北京电影学院院务委员会成员,负责审查批准招考新生工作。从这个角度说,我尊重他的负责态度。于是,我心平气和对他说:“你不要着急,初试录取也没有关系,我们还要复试呢,等到复试那天,请你来考场,我们一起考考他,好不好。”

这位张老师不回话,扭头走了。

复试那天,张老师没有来考场。我把这位“娃娃生”的考卷放在后面,作为重点“敲打”对象。叫号之后,“娃娃生”从门外走进考场,他个子不高,一脸稚气,确实不像成年人。当他走到我的考桌前站住时,我发现他的两只眼睛十分明亮、精灵。叫他坐下后,我连续出了三道考题考他。记得最后一道考题是“一把叠扇”。我顺手从考桌上拿起一把扇子交给他说:“你用这把扇子编一个故事,故事里要出现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都与扇子有关。故事要有头有尾,引人入胜。故事只许讲十分钟。”

考试结束,我发现这个“娃娃生”有比较丰富的想象力,有亮点,有潜力,是棵好苗子,决定录取他。可惜当时限于条件,没有把这场考试记录下来。

我把录取名单送交院领导,院领导召开院、系、班三级会议审查录取名单。张老师是以院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参加会议的。我把复试情况作了简单汇报,张老师马上表示不同意录取这个“娃娃生”。

老师说:这么年轻,未必有培养前途,不必在他身上浪费精力。

我说:年轻人未必就没有培养前途。

老师说:娃娃不可能培养成为电影导演。

我说:你没有考他,怎么知道他不能成才?

老师争辩:用得着考么,一看就知道。

我说:你这是主观偏见,毫无道理。

老师站起来:怎么?你说我不讲道理?

我不能屈服于他的压力,还要讲话,被院领导制止了。

院领导说:不要争了。我们不是有淘汰制么,让他读两年,不行,再作处理。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我不是说自己有什么识才本领,而是说发现人才、选拔人才是教师的职责,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职责。选拔人才是培养人才最重要的一环,要认真负责,不能马马虎虎,更不能僵化地以多一岁或少一岁为标准而流失好苗子。大概这就是我与张老师之间认识上的分歧。九月开学,这位“娃娃生”安然走进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大门。他,就是郑洞天。

1961年至1966年,这5年最忙,我全部精力集中在教学上,白天上课,晚上要修改学生作业,还要备课,常常工作到深夜。但是这5年也是最愉快的5年,看到同学们每天都在进步,看到同学们具有研究问题的能力,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心里就高兴。能把郑洞天、丁荫楠、金继武、史践凡、蔡晓晴、广春兰、马炳煜等这许多同学都培养成为合格导演或优秀导演,这便是我最大的心愿。

1964年,导演系决定招收本科新生,即导64班。为争取更多生源,学院决定在上海、广州、长春等地设立考区。因导演系人手不够,院领导特派我去上海考区主持招生工作并负责主考,经过初试、复试,我录取了考生韦廉。韦廉毕业后分配到八一厂,他执导过多部重大革命历史题的优秀影片,现成为著名导演。

19666月,北大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以后,一夜之间,北京电影学院的老教师、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统统成为“牛鬼蛇神”被扫进“牛棚”。我被打进“牛棚”后划为“敌我矛盾”属“专政对象”。1969年冬,我以“专政对象”身份下放白洋淀4802部队劳动改造,编入文艺8连三排一班。

1973年,我从白洋淀回京,经任杰同志安排,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美工、照明两系工农学员班讲授电影艺术课一个学期。

1976年,我从中央戏剧学院调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又经任杰同志安排,负责筹建编导系并主持招收编、导两系进修班工作。当时困难最大的是师资不足,物质条件不足。我建议校领导报请文化部速将余倩、沈嵩生、王迪、黄式宪等同志调回学校任教,以便加强师资队伍力量。同时,我也以个人名义邀请电影专家张骏祥、著名作家秦牧、广播学院教授蒲震元来校授课。19761012日开学第一天与编导进修班全体同学天安门悼念毛主席后合影)

同年10月,招收编导两系进修班学员共15名。编剧班11名,导演班4名。这15名学员是分别来自上影、长影、珠影、西影、峨影各厂的年轻干部,他们虽有一定的创作经验,但还需进一步提高电影专业知识水平。

我担任编导进修班班主任并兼任编剧班主任教员。谢飞、郑洞天负责导演班主任教员工作。余倩、尹一之也在班上授课。

请张骏祥讲电影艺术;秦牧讲文学创作;蒲震元讲意境。张骏祥讲课一周,不收报酬,而学校行政、教务部门未能以礼相待,不给车。我只好买了一筐桔子送他回上海。

当时,校址设在京郊朱辛庄,地处偏僻,我怕各地来京的同学找不到校址,流落街头,便扛起一块“电影学校”接站牌子,亲自跑到火车站去迎接进修班同学。把15名同学一个个接到朱辛庄。这件事感动了同学,他们认为电影学校是最好的学校。

两年后,19788月,编导进修班圆满结业。我又把他们一个个送走。

宋江波是导演进修班学员,他毕业后回到长影,执导过《毛泽东与斯诺》等不少优秀影片。他现任长影集团副总裁、长影厂副厂长等职,成为我国电影事业大有作为的一代新人。

19801月到12月,因工作需要,参加筹建文学系并任文学系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工作一年。

198010月,为改进教学工作,更好培养电影艺术人才,曾参加我院10人调查组奔赴全国各电影制片厂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

1981年夏,负责主考出国研究生电影导演专业笔试与口试工作。1978726日,编导进修班同学在李淑一家门前摄,与李淑一老人合影)

同年夏,负责主考出国研究生录音专业文艺知识口试工作。

1982年,我以导演系副主任身份负责导演78班毕业分配工作。毕业班同学人数较多,工作量之大,难度之大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

78班的同学们是在“文革”之后第一次恢复高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他们的思想活跃,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学生。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不断起着变化。虽然他们也做好服从国家分配的思想准备,但更多的是崇尚个人价值,希望能找到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机遇。因此,在当时仍处于计划经济的传统毕业分配工作中,出现了毕业生本人要求实现个人自我价值、自主选择未来前途的愿望与服从国家分配的硬性规定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事先未考虑到的。

当时,我想了很多办法,对同学们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记得仅与张军钊一人就交谈过三次。最后把他分配到广西厂。此外还与用人单位多次协商,为如何创造种种吸引人才的优惠措施而竭尽全力。最后总算顺利完成导78班毕业生分配任务。这批同学以后成为中国电影所谓“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我为此感到欣慰。

执教期间,编写教材四部:《电影导演艺术》、《电影表演艺术》、《电影剧作》、《影片分析》共约20万字。不幸,“文革”抄家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199811月,导演系老中青教师合影,周伟老师双眼白内障动了手术,术后戴上眼镜)

问:能谈谈您离休后的生活和感受吗?

周伟:我于1983年离休,离休后罹患绝症。经过两次大手术以及化疗、放疗,病情日趋稳定下来。算上“文革”时被“专政”进“牛棚”的那次,这是第二次“大难不死”。回过头来看这几十年的生活道路,尝过坎坷,知道生活是艰辛的、严酷的,更知道生活是要靠顽强的精神才能继续下去的。惟有理解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才能活下去;惟有对社会尽到了一份责任才活得有价值。坎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在看到的是新的世纪、新的生活、新的未来。

离休后日子过得清静安闲,不像过去战争年代无米下锅,现在是丰衣足食。我每天读书、看报、看电视,追求新的知识,尽量让晚年在追求中度过,我认为那才算得上真正的“潇洒度晚年”。

                                                                                                        

访谈:党委宣传部(结合周伟回忆录《风雨岁月短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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