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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北京弹匠》
□96朱传明
前年，也就是1998年10月份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朋友处回校．当时，天快黑了，经过塔院小区的一个拐角处，我看见一个人蹲在路边，正在往一个柴炉里添火．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在他的背后，两堵墙的夹角，用塑料纺织袋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旁边立着一个板子，写着粉笔字：加工棉花被套。显然，这是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仔，做着弹棉花的生计。他的头发、眉毛、衣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棉絮。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淘米、添火。显然，他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正在做饭。他坐在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上抽着烟，神情悠然，就像一个耕作的农民，累了，靠在自家的地头歇息一样。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周围是楼房耸立的小区。
我走上前，蹲下去，和他聊起来，很快我们熟了起来。他叫唐旦震，湖南零陵人，二十四岁，来北京弹棉花谋生。那天的晚饭，我们就在一块儿吃的，我们喝了大半瓶二锅头，在那车灯明灭、空气微冷的街头。
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不用唯唯喏喏，不用担心说错了话，得罪了谁，不用害怕人事、圈子等让人头痛无聊的东西。
我萌动了拍摄他的念头，最大的问题是机器，如果不是机器原因，大二我就开始做纪录片了。说到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华龙，是他的超８让我开始了最初的拍摄，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杜海滨。其时，他也在拍一个纪录片，我们互相错开，用他的“掌中宝”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他的窝棚离学校骑车就十五分钟的路。我时常过去聊天、吃饭、喝酒、拍摄。他对摄像机的存在毫不在意，熟视无睹。
现在回想起来，拍摄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机器的低级，照度的不够，以及电池的短缺。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诚然，我们之间是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向我坦露他内心已经结疤的伤痕。但作为一个纪录者，我的摄像机的存在对他又构成了新的伤害。譬如拍他到厕所打水被赶时，我一声不吭，以免破坏了现场。出来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作为纪录者，我坚持了纪录的原则，作为人，我则有一种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责。这是拍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的。
就像一柄双刃剑，刺中别人的同时，也刺中了自己。
片子在日本获奖之后，很多人跟我聊起说，你的选材好，弹棉花的，外国人喜欢看。其实，对我来说，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还是拍一个捡拉圾的人，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他的彷徨与失落，等待与绝望，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在这个人人向前，高喊着“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有谁去注意那些被绊倒者和被踩踏的人？因此，在片子中，我尽力削弱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
另外一个我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
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因为真实，我们激动不安，因为真实，我们无法面对。
最后，我还要感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师友：
朱炯、朱红绫、贾樟柯、吴文光。道光电影小组成员：杜海滨、刘爱国、韩新军、汪士卿。
（《北京弹匠》荣获1999年第六届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
□摄影学院96
我拍《北京弹匠》
□96朱传明
前年，也就是1998年10月份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朋友处回校．当时，天快黑了，经过塔院小区的一个拐角处，我看见一个人蹲在路边，正在往一个柴炉里添火．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在他的背后，两堵墙的夹角，用塑料纺织袋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旁边立着一个板子，写着粉笔字：加工棉花被套。显然，这是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仔，做着弹棉花的生计。他的头发、眉毛、衣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棉絮。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淘米、添火。显然，他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正在做饭。他坐在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上抽着烟，神情悠然，就像一个耕作的农民，累了，靠在自家的地头歇息一样。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周围是楼房耸立的小区。
我走上前，蹲下去，和他聊起来，很快我们熟了起来。他叫唐旦震，湖南零陵人，二十四岁，来北京弹棉花谋生。那天的晚饭，我们就在一块儿吃的，我们喝了大半瓶二锅头，在那车灯明灭、空气微冷的街头。
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不用唯唯喏喏，不用担心说错了话，得罪了谁，不用害怕人事、圈子等让人头痛无聊的东西。
我萌动了拍摄他的念头，最大的问题是机器，如果不是机器原因，大二我就开始做纪录片了。说到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华龙，是他的超８让我开始了最初的拍摄，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杜海滨。其时，他也在拍一个纪录片，我们互相错开，用他的“掌中宝”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他的窝棚离学校骑车就十五分钟的路。我时常过去聊天、吃饭、喝酒、拍摄。他对摄像机的存在毫不在意，熟视无睹。
现在回想起来，拍摄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机器的低级，照度的不够，以及电池的短缺。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诚然，我们之间是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向我坦露他内心已经结疤的伤痕。但作为一个纪录者，我的摄像机的存在对他又构成了新的伤害。譬如拍他到厕所打水被赶时，我一声不吭，以免破坏了现场。出来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作为纪录者，我坚持了纪录的原则，作为人，我则有一种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责。这是拍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的。
就像一柄双刃剑，刺中别人的同时，也刺中了自己。
片子在日本获奖之后，很多人跟我聊起说，你的选材好，弹棉花的，外国人喜欢看。其实，对我来说，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还是拍一个捡拉圾的人，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他的彷徨与失落，等待与绝望，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在这个人人向前，高喊着“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有谁去注意那些被绊倒者和被踩踏的人？因此，在片子中，我尽力削弱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
另外一个我经常遇到的问题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
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因为真实，我们激动不安，因为真实，我们无法面对。
最后，我还要感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师友：
朱炯、朱红绫、贾樟柯、吴文光。道光电影小组成员：杜海滨、刘爱国、韩新军、汪士卿。
（《北京弹匠》荣获1999年第六届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
□摄影学院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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