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影学院--师德建设网

男，1938年11月生，福建人。中国民主同盟直属北京电影学院支部主委。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录音艺术学院客座教授、《数字广播电视书系》编委会编委，《当代影视声音系列丛书》主编，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教育电声系统》主讲教师。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CSMPTE）声音委员会委员、专家组成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声学学会会员等。

1961年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声学专业（五年制）毕业。1978年起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先后任北京电影学院技术委员会委员、录音教研室副主任，录音系主任教员、录音技术及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北京声学学会筹建人之一。北京声学学会成立后，任该学会理事，科教委员会负责人、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咨询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电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声学技术开发中心董事兼电声部经理，《多国及香港地区专业录音设备技术交流会及展示会》（BEIJING RECORDING’86）秘书处主任；福州市广播电视局技术顾问等。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一直从事声学及录音声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早期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主要从事建筑声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曾先后参加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多功能厅堂音质分析》，担任“语言清晰度与音质主观评价”专题负责人，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音质总结和北京京西宾馆音质改进的声学研究设计工作，并为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的录音提供了技术咨询；研究发明了用于北京地下铁道的吸声砖（该项目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用于地下（国防）工程的吸声喷涂涂料和相应的喷涂技术等。

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录音技术及理论方面的教学及研究，特别是在录音室声场、声信号的控制及录音监听几方面开展研究，并先后为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开设了《声学基础》、《录音声学》、《电声学》、《录音环境声学》、《录音心理学》、《声音效果的录音技术》等十一门专业主干课、专业方向课（研究生）及专业基础课；为中国声学学会、北京声学学会、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电教馆筹办了多次全国录音师（录音）声学进修班，负责筹备并主持了北京声学学会、北京声学技术开发中心举办的《多国暨香港地区专业录音设备技术交流会及展示会》（BEIJING RECORDING’86）。发表论文《录音室声场的新视点》等30余篇；专、译著有《录音声学》、《广播影视声学》（获2005年部级科技三等奖）、《影视录音声学基础》、《影视录音电声学》、《影视录音环境声学》、《影视录音心理学》、《影视录音技术概论》（合著）、《影视声音艺术概论》（合著）、《声音?人?建筑》（合译）、《录音室手册》（合译）及《影视录音专业考试指南》（主编）等；获国际名人研究中心（英国剑桥）颁发的二十世纪(电影电视录音科学)杰出成就银奖。

林达悃：我们一起聊聊吧。我现在比较忙。前不久，应北京广播学院“数字广播电视技术书系”编委会之约，为该书系撰写《广播影视声学》一书。书稿刚刚完成，现在正在做进一步修改工作；其次就是讲课，退休之前，一直讲课。现在退休了，还讲一些课。

问：您当时进南京大学学习物理是受什么影响？您一直都是从事理论的研究，从南京大学毕业之后您是怎么调到电影学院这样一所艺术院校的？请您说一下由建筑科学研究院调至电影学院的经过，您调到电影学院是自己的意愿还是上级的安排？

林达悃：报考物理系是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那时这个专业是最难考的，全年级180人，几乎全部是中学时的优秀学生。尽管如此，也不能全部坚持下来，因为学习非常紧张。我们这个小班有30人，毕业的时候只剩下了17个——严进严出，有些同学因坚持不了紧张的学习，或者转系，或者休学。按我们系主任魏荣爵教授的说法，是“宝塔型”教育。

我在南开大学学的是物理系声学专业。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除了受高班同学的影响外，魏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魏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等职。他早年留学美国，从事核物理研究，曾是费米－第拉克·的学生。1950年回国后，长期担任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创建了我国最先成立的声学专业，后又建立了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并亲任所长。在南京大学，乃至国内外声学界具有很高的威望，在声学界中有“南魏北马”·之称。

1961年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都到五七干校劳动。因为建筑科学院隶属于建工部，也就是说，在组织上我们都是建工部的干部，所以从干校回来后，下放到中国建筑第一工程局安装工程公司。同我们一起下放的还有许多建工部的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位我的老上级，就是对我十分了解的老院长。当时他是负责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副局长。当他知道我也下放到这里时，指示干部处一定要落实好有关政策，充分发挥我的专长。我们那个时候，到什么单位工作完全是由组织分配、组织联系。在征求我的意见，并通过组织联系后，主要有三种去向可以选择：一是回原单位，也就是中国建筑科学院物理所，继续我原来的专业工作；二是调到中国科学院声学所。这是魏先生推荐，并获得马先生同意的；第三个去向就是电影学院。

至于调到电影学院是自愿还是上级安排的？应当说是自愿占主要因素。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调动，主要是组织分配。虽然声学与广播影视关系密切，我们的老师也曾与他们有过合作，但直接从事关于电影方面的工作，我是没有想过的。当时电影学院正恢复招生，录音系也开始本科教育，而且国家歌剧院、电影宫等隶属于文化部的建设也在计划之中。特别是是后者，我在建筑科学研究院时就已有所了解，也是我们十分向往的项目。在联系工作过程中，录音系领导提及这些项目，更坚定了我的去向选择。所以在三个可能的去向中，我选择了后者，到电影学院录音系。事实上，电影录音中的声学问题所涉及的声学分支学科比建筑声学更广，在理论方面的要求更全面，这都是我感兴趣的。

林达悃：当然希望在教学的同时能开展科研工作。所以在完成了1978年底至1979年初的全国主要电影厂的调研后，我就给学院打报告，申请开展有关声音音色与主观评价方面的研究项目，并提出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派。那时学院刚刚恢复，处于百废待兴阶段，各方面条件都十分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学院党委还是十分支持，甚至为我的报告召开了党委（扩大）会，并批准了这一报告。遗憾的是，在取得了有关语言音色研究的部分成果后，由于条件所限，研究工作没能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我们在电影声音方面，确有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及独特的培养方式。在1986年《多国及香港地区录音设备技术交流会暨展示会》（Beijing Recording’86）的学术讨论会中，我们曾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代表奥利弗谈到过这个问题，他是十分赞赏和钦佩的，尤其欣赏我们创作实践和理论的结合，欣赏我们的创作是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他看过我们学生的作品之后，颇有感触的说，你们用这样的设备能就录出这样好的作品，很不简单。如果用我们公司的设备，肯定录的还要好的多。据我所知，我们的教育教学方式和澳大利亚、日本等一些国家都不尽相同。我们在教育教学中特别注重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基础与专业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但能不能维持下去？

要形成一个学派，必须有学术带头人，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弱了一点。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荣誉的问题。讲小一点，是学校的荣誉，讲大一点，是国家的荣誉。我没有到国外去的机会，但我们和很多国外电影学院有过交流。我要了解他们的教学情况，提几个问题就可以。比如，在与澳大利亚电影学院座谈时，为了了解他们的教学情况，我就问他们是如何教学生布置传声器这样一个问题。回答是他们的老师有经验。我接着问，如果换到一个老师没有经验的新环境，如人民大会堂，该如何教呢？结果是“我们有很多办法，我们有很多办法……”显得不知所措，这怎么行？这说明他们理论太差，这样下去难以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就可能老师教十分，你接受八分，再往下就剩六分，到后来就没了。要做到老师教你八分，你能变成十分，变成十二分才行。中国在理论方面不落后，老师教的如果仅仅是个人的经验，而没有上升到理论，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的学生。

咱们电影学院录音系拥有的设备，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我和学院领导也谈过，就是方向不能搞偏。无论是数字技术也好，各种先进设备也好，都是工具。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设备，相应的就要求有很高的素质，如此才能随心所欲地实现自己的艺术构想。

最后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的声音，归根结底是一个声音的分析与综合运用的问题，工具要不要？要！主要是掌握其使用方法，用以完成艺术创作。

问：在学习和生活中，实际做的跟想的有没有什么区别？您是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林达悃：当然有区别。总结我数十年学习与工作的经验，有两点体会供你们参考。一是做真正的人，二是做真正的学问。简单地说，所谓“做真正的人”，就是要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所谓“做真正的学问”，就是要真才实学。在大学学习阶段要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能力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认识上，对于这两点恐怕没有什么异议。但是，要做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特别是在物质诱惑大量存在的今天。

做真正的学问和做真正的人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诚实、认真。要想做真学问，就必须诚实、认真。抄袭、剽窃，当然不是做真正的学问，恐怕连想都不想做真正的学问；就是有一点虚假、一点马虎，也得不到真正的学问。比如，我们在语音音色的实验研究中发现，鼻音的感觉在125赫（男声）或200赫（女声）为中心频率的某一频带范围内。这个结果与国外已经发现的乐音（小提琴）的鼻音感差别极大。据报导，小提琴出现鼻音感的频率大约在3000多赫。怎么办？除了重新实验外，在论文中就是老老实实地报告这一结果。这些研究结果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过了近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声学家林茂灿教授告诉我，最近的研究发现，声调由大脑左半球处理：动物神经系统一般都是左右两半球对称的，可是人的大脑包括其结构和功能却是左右两半球不对称的。大脑左半球的一些区域通常被认为是语言中枢。对使用右手的人和大部分使用左手的人来说，左半球都是专司语言功能的。语音的声调与音乐的旋律作用于大脑的不同区域，可能是语言与音乐在感觉上出现某些差异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的实验结果可能由此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在任何工作中，都必须老老实实。虽然我是偏重搞理论，但是，我们的理论是实际性很强的理论，和科学院的不一样，他们是直接指导录音创作的理论，比如刚才讲的语音音色的研究。

在大学学习阶段要特别注重能力的培养。有了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独立自学的能力，不但在对将来工作大有好处，而且也是不断提高的基础。我想，这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素质吧。当然，在学校里，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各种学习活动。从我的经验看，在学习中，培养学习的自觉性和学习兴趣是十分重要的。我在小学五年级以前，几乎是在父亲的鞭策下读书的，虽然样子在学习，其实心不在焉，所以成绩一直不理想。自从五年级得了第一名后，父亲就不那样管了，由于学习自觉和兴趣，反而一直第一名。按照我家里的状况，我是读不了书的。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校领导才非要我继续上学不可。所以说，我一直是党培养起来的。

调到电影学院已近30年。每一节课，我都很认真、很投入，也很有激情。作为一名老师，一定要身教重于言教，以身作则很重要。我搞声学近五十年，不备课也能讲，但我每次都要进行认真准备。78班的同学很可爱，他们很喜欢下课时的广泛讨论，但是不行，一定要按教学计划讲课。给本科和研究生讲课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科要讲成熟的东西，我的东西必须在论文上发表了，发表了即是承认了，才能讲。研究生就不一样了，要启发他们的研究思路。

还有就是思想教育。思想教育不能光靠讲，还要用行动来做，所以有时候就得吃苦。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写书是靠手写。我没有“大家”的那种“风度”，通篇一改再改，乱七八糟。改多了，我一定要重抄一遍，起码要让人觉得稿面清楚。编辑说，他稿子清楚，那就先出他的吧（笑）。我觉得自己很笨，那就多花时间嘛，这叫笨鸟先飞吧。我深深体会到，做学问决不能投机取巧。

南京大学有个教授叫刘朝阳，相当有学问，揽天文系教授、物理系教授、中文系古文教授于一身。一个科学工作者，在精于自己学科的同时，要触类旁通的扩展自己的知识。现在你们条件很好，但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觉得你们学的东西太少，特别是缺乏“老师一句话，学生一本书”的精神。

我们这个班子上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议录音系要改成五年。当时一个星期有六天课。录音是什么？简单地说，是声音艺术创作，是塑造声音形象。声音形象是靠活生生的声音来展现，而不是靠旁白说明。我们说声音很重要，是要做出来。声音是物理的，那学物理就行了吗？当然不行。因为它还是生理的、心理的，另外，还要了解声音的审美经验过程是什么？也就是说，只有对声音的物理特性、生理反应、心理效应和审美经验有充分了解，只有对声音掌握自如的时候，才可能实现声音是创造的艺术。什么是掌握自如？通俗的说，就是想到什么声音，能做出来，不须用旁白说明。能做到这一点，然后才有人承认你的艺术构思好。我在全国录音师进修班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说现在是汽车进来了，可我们还套上马，所以觉得汽车还不如马车。因为没有技术，还不会驾驶。要学好录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应当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中国现在有很多录音师，但好的录音师挑不出几个。我和几位从事录音工作数十年的老录音师聚会的时候，还常常讨论“录音是什么？”所以，有很多东西要学，更何况它在发展。

我们搞声音艺术，艺术贵在创新，像电影录音这种艺术专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它既不像综合大学的搞学术理论，搞科研，搞发明，全凭自觉性，可能五年也做不出来，也可能一个晚上就想出来；也不像学工科的，就是搞设计，按规范做，画图，可以规定一天做多少。说白了，它们一个是创新，一个是生产，而我们属于两者兼而有之。我们每次都在创新，并生产出来，生产出来的好片子，就是好在创新，所以我们必须具备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理论的指导很重要。没有人不承认78班很好，78班是设备最差的，也是实践最少的，但整体好，不能不说是教学好。有人见我是南开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以为搞的是纯理论，但我们的实验课，实践多到甚至任何小的零件、工具都由自己来做，任何操作、工作习惯都要严格要求。

提到声音的状况，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我发表了很多文章，还可以发表，什么意思？不是说我多高明，而是说明它的未知领域太多了，可供你们研究，并且取得成果的空间还很大，只要刻苦钻研，要做出成绩也不是件难事。比如，关于决定声音音色的独立参量，到现在还不清楚，不但不清楚，甚至连主观评价名词都不统一。我从60年代初开始就在做，到现在都还没有统一，有相当多的事情要做。

我劝你们安下心来，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你们有很好的条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比如，学校与制片厂相比较，学术讨论的风气和条件就要好得多。以前的学生可爱，他们读书的过程中，开始觉得有些翻译的书好像存在一些问题，通过讨论，就能发现问题所在。事实上，在学术问题上，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在第四届全国声学学术会议（上海）上，我曾发表了一篇关于影响语音音色的总频带宽度的论文，论文的结论与我的老师魏荣爵教授和包紫薇教授发表在《物理学报》上的一篇论文有较大不同。包老师当即表示，我们比他们考虑的要周到。别的与会代表绝不会认为他们比林达悃低，恰恰相反，包老师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治学严谨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所以我在学院，从来不议论别的老师。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的意见，就事论事，尽可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每一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有其局限性。上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我在建筑科学院，肯定也这么做，在南开大学，我也还会这么做。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比如，“高保真”，有很多人认同，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侧重于研究声音的主观属性，我们十分清楚，“高保真”不过是许多状态中的一种，它也是做出来的。如果“高保真”就已经是最高要求的话，已经什么都是最好的话，那就不需再做调节了，也就不需要任何调节旋钮了。可是每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还不一样呢，随年龄的增长，还会有高频损失，因为有很多因素，所以才要对声音进行各种处理，只以“高保真”为目标，那相当好做，大家都听这个，有什么意思？我不反对“发烧”，但是艺术审美欣赏和娱乐是不同的。最基本的，审美不能有一种功利主义。

这就是思想教育，思想教育不是虚的。为社会主义服务，要真本领，用真本领挣钱。这又牵涉到职业道德问题。我们搞教育教学的，不从大道理上说，起码也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学生家长。家长把学生交给我们，我们给了他们什么。当然，说不客气一点，现在的学生比较浮躁，急于向社会寻求回报等等。作为教师，就要负起教育的责任。人是要长大的，学生一开始可能不懂事，如果都懂了，就不要来学了。

我仍强调一遍，要做真正的人，要做真正的学问，要有人格魅力。大家对腐败都深恶痛绝，如果不是凭真才实学去索取成果，无异于贪污。

问：作为一名艺术院校的教师，就声学这门课，在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这两方面您有何经验？怎样处理教与学的矛盾？您当时教课的时候，觉得学生那种思维方式能跟得上您的吗？

林达悃：就像刚才说的，也谈不上经验。但有一点，我是扪心无愧的，那就是认真、负责，充满激情。从1978年到电影学院之后的二十多年，没有请假，没有迟到，没有早退，包括1987年我做了肿瘤手术后也不请假，讲课要讲到11:50才下课的，可能也只有我一个。

另外，学校不仅是一个教学单位，还有一个教育问题，就是我们通常说是的“教书育人”的问题。我们希望将道德品质的教育能够贯穿在教学里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讲到波动声学时，说明了其中的频率空间理论是我国著名声学家马大猷教授提出的；我们为了让学生更了解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要性，把学生带到中唱（中国唱片社）讲课。一方面学习和了解实际录音技术与技巧，另一方面，是想通过中唱技术部主任的讲课，使学生亲眼看到，一个学理科出身的人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单位的骨干的事实，从此体会专业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把学生们带到钢琴厂，看工人如何调音，了解听音、辨音训练的可能的同时，体会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如此等等。这些从表面上看，只是一些见习、实习活动，但实际上贯穿了育人的思想。

我们在教学中就要让学生们克服浮躁情绪，坚持严谨治学的学术作风，建立良好的学术道德观念。这在78班的时候做得比较好，我与学生的交流也非常多，后来就差一点了。对于一位老师来讲，除了传授知识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以自己的言行给学生一个比较好的影响，要给学生一个培养自己优良品质的环境，一个很好的学术环境。

我无论是给哪一班上课，包括研究生，第一课就是先讲怎么做人，特别讲师生的关系，在学术上应该如何相互尊重，怎么做一位真正的学者。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学生在学校里，并不急于“适应社会”。有的人说，在学校里不怎样怎样，将来就适应不了社会。其实不用怕！所谓不适应社会，大都是指社会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不太健康的东西，至少是不那么单纯的东西。事实上，这些东西适应起来是很快的。换句话说，学好的东西很难，但是学不好的东西是很快的。当然这里说的是所谓的“不好”。学生要在学校里先养成一个好的品质、好的习惯，这样在走入社会之前，就会具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这样到社会上会很快接受或使用一些正当的方法，来达到你的目的。比如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出于某种原因，可能会说出一些“善意的谎言”；但如果一个人说谎说惯了，那么，他一张嘴就是谎话。我觉得，哪怕是因诚信吃一点亏也无妨，应当相信，老实人最后还是不吃亏的。不老实的人总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其实不一定，因为他可能在其它方面失去了更多，甚至失去一切。这确实是我人生快七十年的一种体会。

林达悃：我刚才谈的其实就是教学上的，因为教学与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体会，你问的应该是“教书”方面吧。

在教学上我应该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注意基本概念的阐述，概念比较清楚，用语也比较注意规范。在教学活动中，我比较着重于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包括学习方法和科研方法，也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阐述，着重这些方面的培养。也就是说，对学生的培养，更多的是一种能力的培养。有些知识，主要是基础知识，你直接给他当然好，但是你给他方法后，让他自己去索取那些他渴望的知识，可能就比你直接给他更好。这点我自己体会也比较深。比如，当年我们搞北京地铁吸声砖的课题时，我们在吸声的基本理论上比较了解。当我提出要研制吸声砖的方案时，就遭到很多人反对，有人甚至说，“林达悃简直是瞎想，砖能吸声吗？”但是，最后我们不但做出来了，而且运用到北京地铁工程中去。当时我搞的几个课题都是这样。比如，吸声喷涂，也是这样。当时领导给我看了一本声学杂志封底上的一项吸声喷涂的专利技术，问我能不能做，我说可以做呀。其实当时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是，由于对理论的掌握，经过多方调研后，方案出来了，最后成功了，还用到641国防工程中去。还有，中山公园音乐堂。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可能就接这个工程了。当时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一个露天的，他们提出，改进以后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应为全玻璃结构的。很多人就认为是瞎想，全玻璃结构音质问题如何解决呀。但我说可以呀，这只要从原理上考虑是不难解决的。玻璃也可以做成吸声结构，而且玻璃可以用普通玻璃也能用有机玻璃或是其他种类的透明材料，起码在科学技术上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说，用基本原理来解决，可能是对材料还不是很了解，还要做许多工作，但是提出一个思想、一个方案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有了牢固的专业基础知识，就给了你一个最基本的创造能力。

过年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同学通电话的时候聊起来，我们到这把年纪，还能有些成绩，是因为我们这些人还有两个长处：第一，有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第二，办事比较认真。

问：您参加过国家重点项目研究，请给我们讲讲在实际工作中对声音本质的把握及运用。

林达悃：因为我们从事的是研究工作，就是要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每做一项工作，都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综合素质的考验和发挥。其中最重要的是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的实践（实验）技能。比如，吸声砖的研制。从表面上看，多孔吸声材料大多都像玻璃棉、矿渣棉那样柔软而有弹性的，这种表明现象往往蒙蔽了一些不注重理论的人。因此，当我们提出研制吸声砖时，许多人认为是件不可能的事，有的甚至不屑一顾地说，砖能吸声？简直是胡闹！但从吸声机理上讲，对于这类材料而言，声能的衰减主要是材料的多孔性，是声波引起相互连通的微孔中的空气摩擦振动所致。因此，材料是否柔软不是决定这类材料吸声性能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只要想办法研制出具有小孔相互连通的砖，问题就可获得解决。我们就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开展工作的。当然，实际的原理和工作要复杂的多，但对声音本质的把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任何科学问题都得根据实际条件与要求解决。举个例子，中华世纪坛对面的京西宾馆礼堂，还有人民大会堂，因为它们的体积和表面积都很大，如果声学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出现声学缺陷。记得京西宾馆礼堂建成后不久，就曾出现过声学缺陷，是周总理亲自发现的。当时上级下达任务，限期解决。进展情况要定期向总理汇报。也就是我们讲的硬任务。大家想想，如果没有硬本领，没有对声音本质的深刻了解，怎么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

林达悃：那时候的电影技术在整体上是无法与现在相比的。单从声音角度说，很多声音的制作技术是比较粗糙的，使用的大多是同步声。在调到电影学院之前，我主要研究的是建筑声学，还不是电影录音。

林达悃：有。我曾指导过研究生的电影声音创作，当时片子没有拍好，所以导演希望用声音来做一些弥补，把声音做的更好一些。我们在录音制作中讨论的比较多。此外，一些已经毕业的同学在录音创作中遇到问题，也常常同我讨论，像陶经在拍摄《边走边唱》、《霸王别姬》等影片时，都曾与我讨论过。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过影视声音创作。至于具体直接为一部影视片录音，那我可没有呀！

当然，身在影视圈，又从事影视声音教育工作，对中国电影、电视，对影视声音的状况，特别是我们同学的作品十分关心。比如，写意和纪实手法的应用。这里不仅有创作者的问题，而且还有受众的欣赏水平问题。既然是影视艺术，当然艺术欣赏就很重要，这就存在审美能力问题。审美这个东西是要培养的，它不是天生的，因此还有一个审美教育、引导的任务。在影视声音方面，写意手法在国外运用得很多。我们目前的大部分观众，由于文化素质、艺术修养还比较差，这就要求创作者通过纪实与写意之间的逐步转化，来慢慢加强影片的可观赏性和可理解性，这就是观影中的审美教育。

举一个例子，定时炸弹的记时器，一般的做法，先是很微弱的“滴答”声，几乎听不见，然后推记时器的特写，帖上较强的“滴答”声。经过这样处理就能为广大观影者接受。这就是从纪实到写意的一个实例；再比如，为了营造一种紧张气氛，从楼梯往下跑时，不一定非要在视听上同步地一步一步的脚步声，而往往处理成比实际脚步快很多急促声，以便给人以强大的心理冲击力。纪实和写意的这种转换，也是给观众的一种审美教育，只不过这是观影过程中不知不觉中接受的教育。

林达悃：当时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担任《东方红》的录音制作。我当时在中国建筑科学院工作，他们的录音车间主任向我咨询《东方红》录音时的传声器设置方案，研究传声器放在会堂的什么位置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后来，是我们共同探讨了传声器放置方案。

问：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就是现在我们学生手里掌握的已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不是很多……

林达悃：也不少了。只是你们看的时候一定要有选择、有取舍。那些东西都是前人总结的、已成文的所谓“理论”。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是“真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会有变化，起码是有补充的。

林达悃：电影与实际生活有一定区别，但又要把电影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从而反映生活，还是那句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在影视声音创作时，要把握好一个度，既要让观众明白声音所表现的内容，又要寄寓艺术性，这些都以实际、真实为前提、要求。

林达悃：希望你们能够在学术上，首先是在学业上取得成绩。一个学生成才，是给老师的最大安慰。总的来说，希望你们好一点，更好一点。

· 费米－第拉克，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第拉克分布”理论的创始人。

· “南魏北马”的意思是，长江以南有魏荣爵，长江以北有马大猷。马大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等职。他早年留学美国，曾参与建立室内空间波动理论。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并任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