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儒秋艺术简历：

女，1918年10月生，安徽萧县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37年12月参加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开始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41至1945年在延安参加戏剧、新秧歌运动。1945至1948年在东北文工一团，从事戏剧导、表演创作与教学工作。1948至1954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原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演员及译制片导演。1956年调至北京电影学院任教，曾先后参加表55干修班、表56班、表57班、表60乙班、表62甲班、导64班、表78师资班、表83成都短训班的教学工作。1978至1980年任学院领导小组成员，全面主持表演系工作。1984年离休。

曾参加过《赵一曼》、《樱》、《巴山夜雨》等影片的演出，获得过1981年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女配角集体奖。

 

前言

我是在冬天见到欧阳儒秋老师的。约好的时间是星期六的早上九点半，但我起了个大早，九点钟的时候就到了。欧阳老师的女儿把我领进房子，对我说，老人早就起床了，在房间里等着我。

这是一套最普通不过的房子，小小的客厅，茶几上摆着早餐，木质的暗褐色地板，墙上有几幅装在镜框里的剧照。对于老电影的童年记忆从心底浮出水面，那些模糊的影子渐渐清晰。欧阳儒秋老师曾经参加过许多重要影片的拍摄，从事电影表演事业和教育事业几十年，从革命战争年代起就随着部队和演出团体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而现在的欧阳老师，以及那段我们只能从中国电影史课程中膜拜的岁月，都在经历了风雨之后静穆了，等待着我们去阅读。

欧阳老师来到客厅中，微笑着跟我打了招呼，然后坐在了一把椅子上，我问她可不可以录音，在得到许可后帮她别上了胸麦。线有些短，老师的女儿帮我搬来另一把椅子，问我要不要喝水，并且拿起一张报纸，默默地坐在了近旁的沙发上。

我给欧阳老师解释了一下访谈的事情，而老人唯一的回答就是微笑着点头，说：“好，怎么样都好，看你。”

救国理想成就文艺路

问：请问您是怎样走上艺术道路的？”

欧阳儒秋：其实，在13岁以前，我只是江苏萧县的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我的生活就是上学读书，偶尔也看看电影，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和表演，会和艺术发生什么关系。直到进入中学，学校的一些文艺节目已经包括了话剧和歌舞等等多种形式，很多同学演出《葡萄仙子》、《小小画家》，而那时候的我却只是个观众，没有上过台，也没有想过上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潮，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许多青年学生去南京进行请愿。我是跟着年龄更大一点的学生坐火车去的，队伍一旦步行，就要赶不上，只能是人家走路自己跑步。和同学们到达的时候，南京总统府已经聚集了来自北大、燕大等许多学校的爱国学生，我们也加入了这支队伍。蒋介石终于露面了，然而只是敷衍了几句话之后就立即消失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那个情形，简直好像是总统“钻”了回去。而总统府前的学生，却久久没有散去。

从南京回来之后，学校也成立了救亡的团体，排练宣传抗日的各种节目，为学生和群众举行公开演出。当时是意识不到什么危险的，因为我还只是一个初二的孩子。然而后来，那次参加请愿的三年级学生全部被更高一层的学校拒绝录取，其余低年级的教室，也开了一道窄窄的口子，用来监视。过了没几天，为了禁止学生的集体活动，学校给我们提前放了寒假。

虽然如此，各县的学生都成立了抗日救亡的组织，我回到了故乡萧县，到农村去为群众演出。那时候的节目几乎都是《醒狮舞》等宣扬奋起抗敌的节目。青年学生们希望以文艺演出的形式唤醒民众，保卫中国。从大学到中学，从北京到各地，许多宣扬抗战的题材被搬上舞台。我们几个女同学就说，男生都排了节目了，就女生还没有，我们就想演一场小话剧。由于没有经验和各种条件的限制，最后选择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来排练，因为这个戏既有爱国主义的意义，又只需要两个演员。              

问：既然没有演出经验，那排练怎么进行啊？

欧阳儒秋：当时没有导演，而且也不知道“导演”是什么。我们演戏的两个人从来没听说过“演技”为何物。就这样，两个小姑娘硬生生找人来教了几句普通话，把郭老的台词给背了下来，上了台，居然还得了个满堂彩。这还是我的表演处女作，当时我演那个弟弟，几乎对艺术一无所知，连在台上吹的笛子，还是同学在幕后“配音”的。

问：在演完《棠棣之花》后，您是不是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已经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了？

欧阳儒秋：也没有。当时我们曾经把红极一时的电影《姊妹花》改编成话剧，也曾经把太极拳作为节目来表演。其实，我从来没想过当演员，当时演戏，只是为了抗日。

初中毕业后，我到上海念了高中，并且开始学习普通话。1938年，抗日形势更加严峻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江南故乡，参加了抗敌演剧队第二队任演员，从此正式加入了革命和艺术的洪流，并走上了这一生执着跋涉的道路。

问：那您能不能谈谈抗敌演剧队的情况和经历？

欧阳儒秋：当时，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国共实行了合作抗日。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先生当时都在重庆负责政治和文化工作。在他们的领导下成立了各个战区的抗敌演剧队。我想，抗日是最重要的，也想加入，后来通过考试加入进来，成为了一名军人，并且立即随队伍奔赴河南潢川，还有全国各地，进行宣传活动。演剧队的成员包括了水华等后来影响了中国电影史的许多重要人物。我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学习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问：当时的条件一定很困难吧？

欧阳儒秋：我们都是无所谓的。什么都不想，反正有利于抗战，叫去哪儿，就去哪儿。几乎是有什么就演什么，只要能够向战士和群众宣传抗日，条件的艰苦和形势的危险全都不在考虑的范围内。有时候到了一个村庄，就用门板搭台。女兵们剪了短短的头发，演出需要长发的时候，就地取材做个头套立即就演。而我大多数时候还是在演男孩。当时的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于是我们也马不停蹄地到处演出。

从重庆到延安

问：那么您后来是怎样去的延安？

欧阳儒秋：皖南事变之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大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开始陆续转移。我是和一些战友通过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往延安的。在此之前，就经常听别的战友说，延安的气氛才是最革命的，那里的女同志，可不像我们那么“娇气”。（笑）再加上当时的延安已经成了领导抗日的中坚力量，于是，对延安的向往与日俱增。去重庆，最终就是为了去延安的。

问：从重庆到延安的漫漫路程，是不是也充满了艰辛？

欧阳儒秋：是坐着卡车完成的。当时，我的大儿子已经出世，只有四个月。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阻拦，大家都转变成“家属”的身份，而卡车的“使命”是运输药品。大卡车上装满了货物，人只能坐在货物上面。平时车上的栏杆比人高，而那时候，栏杆的顶端却在人的脚底下。道路崎岖，卡车颠簸得很厉害，只有紧紧地抓住它，才能避免掉下来。临走前，我带了一大包的尿布，晚上休息的时候，就赶紧给孩子洗尿布，由于太疲劳了，尿布在火上烤着，人却在打盹，一不小心就烤糊了；要不然就是挂在车栏杆上晒着，车在行进中，尿布被风吹走了——所以到延安后，只剩了十八块，都不够使了。

问：那么苦的条件，怎么能坚持下来？

欧阳儒秋：那个时候，只要能抗日，怎么着都行。”

问：您在延安的生活和工作是怎样的？

欧阳儒秋：到了延安后，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校。组织上安排我进入“鲁艺”学习。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接触了斯坦尼体系以及正规的表演训练。延安当时的环境是很重视思想教育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艺理论。著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等等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演出的。我和同志们也积极地响应一些号召，有时候特意去看老乡打腰鼓，也要立即学会打腰鼓，一旦学会了，就要反过来为老乡们表演，还借这个形式宣传革命思想，老乡们非常欢迎。

问：您的工作那么忙，怎么有时间照顾孩子呢？

欧阳儒秋：根本就顾不上他。儿子还太小，可是也没有办法。只要工作起来，孩子一跌倒，就哭着叫“妈妈”，“摔倒了！”我呢，就说：“摔倒了爬起来！”所以时间长了，孩子每次跌倒，先叫“妈妈摔倒了”，然后自己接着说：“摔倒了爬起来。”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孩子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一个月只能见孩子一次面。

延安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文艺工作者也要参加劳动，以保证“自给自足”。我是个特别好强的人，一开始，从小只会读书写字的我，根本不会纺线，别人纺一等线，我纺出来的线却粗细不匀。但是我不服输，而且在我的心里，觉得只要党号召的事情，别人做到了而自己做不到，就不叫革命。所以虽然要同时兼顾学习和演出，晚上我也会点着油灯练习纺线，最后，也纺出了一等线。

1945年，抗战胜利了。更多的更新的工作也要开展了。在田方老师的介绍下，欧阳老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派一部分人员到东北去进行接收工作。文艺工作者也一路开了过去。欧阳老师离开了自己的孩子，离开了延安。留在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们，是通过像电影《啊，摇篮》中那样的过程和故事，才逃出敌人的炮火的和父母见面的。在与儿子分别的四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欧阳老师在一次拍戏路过北京的时候，顺路去找自己的孩子。那时候，孩子长到九岁了，可母亲已经不认识儿子，儿子也不认识母亲了。欧阳老师找到当时十一岁的舒晓鸣老师，因为在分别的时候，舒老师的年纪还稍微大一点，在她的帮助下，母子才得以见了一面。

在东北正式接触电影艺术

问：您到东北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

欧阳儒秋：当时，文艺演出最直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进行政治宣传，以此来让东北人民了解党，以及各种路线和方针。因此，党的每一个新的革命任务出来，我都要和战友们冲在最前面，是打头阵的。而且，由于节目形式活泼生动，贴近群众，通俗易懂，我们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说，演完了关于减租减息的节目，农民就说：“你们演完了，轮到我们演了。”就这样，当地的减租减息运动便可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这样的宣传工作，我们几乎走遍了东北三省以及当时的热河。因为内战爆发，常常需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有一次，一下子从本溪，经过沈阳，丹东等十几个城市一直转移到了哈尔滨。最后，在兴山，接收了原“满映”的人员和设备，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正式接触电影这门艺术。

问：《赵一曼》就是那个时候拍摄的，对吗？

欧阳儒秋：是的，我在里面扮演一位支持革命的老大娘。

问：在以后的许多影片中，您都是以这种老年女性的形象和观众见面的。这样的角色并不漂亮，您有没有过其他的考虑？

欧阳儒秋：演这样的角色，自己是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甚至都没有想过选择。反正我脑子里只有革命，拍好电影就是干好革命工作，所以无论演什么，都要努力的演好，而不要考虑别的。无论演的是谁，演员要做的就是把人物研究明白，然后再演出来。

问：听说您还做过译制片导演的工作？

欧阳儒秋：在东北的时候，由于我党与苏联的关系，双方的电影交流非常频繁。我从那个时候起开始自学俄文。就这样，我执导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一系列的苏联译制片。

问：我很好奇您是怎样完成从演员到译制片导演的角色转变的？

欧阳儒秋：为了工作需要，就去努力地做，“转变”这个词，根本就不存在。

在欧阳老师的话里，能听到的只有“革命”这个词，可以感受到，她对艺术是非常认真的。她至今仍然念念不忘地告诉我：“我这一辈子拍的最差的一部电影就是那时候的，配音演员全是东北腔。”

欧阳老师隐忍、慈祥的母亲形象，凝聚了我们民族精神中最坚韧厚重的部分，正是这样的母亲给了中华儿女力量，从苦难中走向新生。

由于全国形势的不断发展，电影业也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欧阳老师就是在那时起开始担负起培养新成员的任务。还是像当初自己当演员一样，欧阳老师并没有经过什么培训，或者思考，甚至一个转变的过程，革命，就是要随时随地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并且调动一切精力去适应所有的情况。

就这样，欧阳老师在东北工作了十年之久，直到1955年，她调回北京，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做一个好演员

问：您回到北京后就从事电影教育工作吗？

欧阳儒秋：回到北京之后，孩子依然上寄宿学校，我是一心扑在了学习上。在1956年，由于我曾经培养过一些电影新人，有一定的教育经验，所以组织上调我来到新成立的电影学院，担任教学工作。作为新中国电影艺术教育的开拓的一代，我最为重视的，是向学生系统地传授斯坦尼体系。当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虽然有中译本，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只是前半部分被翻译过来，后半部分强调通过戏剧动作去理解和表现角色的内容却没有出版。我只好利用自学的俄语，来翻译这部分，遇到困难，就请以前做过译制片翻译工作的同志来帮助。由于希望把一切所知所学都传授给学生，经常是辛辛苦苦准备了两个星期的东西，两个小时就讲完了。只能花更大的工夫去充实。

问：除了表演理论外，您还重视什么？

欧阳儒秋：那就是学生的思想工作。除了讲斯坦尼，我用大量的时间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在开始教学的时候，我还曾经提倡按照苏联的方式，多多进行小剧场表演，来锻炼学生。然而这个却被批评为“个人英雄主义”。我当时无法理解，可是，我也没有辩解，因为我依然相信，组织和上级就是正确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我曾经提倡过的方法重新使用起来。不过，我也并没有觉得任何的委屈或者不满，而是踏踏实实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的心中，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演戏，好好带学生。从事教学后，如果哪里有需要，要我去演一个角色，我就立即去演，而平时，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当中。当时，电影学院的学生要出去实习，不仅拿不到劳务，还要付给单位实习费用。我在拍戏的时候，就会和制片厂协商：片酬我不要了，能不能把这个顶了实习费，来带几个学生参加拍摄。影片《巴山夜雨》拍摄的时候，我就带了两个学生，影片拍摄结束，厂里的人还为我的学生树起了大拇指。

问：您觉得怎样才是具备成为一个好演员的条件？

欧阳儒秋：怎样成为一个好演员？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朱琳是电影学院招收的第一届业余班的学生，她演过一个只有几集的电视剧，叫做《弯弯的石径小路》。我到后来只看自己学生演的戏，所以就专门去看这个戏，看完了之后，我发现了一个人，我对别人说：“张国立一定能成。”

当时，张国立离成名还远，而且，在那部戏中，他的表演还很稚嫩。

问：我还不是很明白。

欧阳儒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到上海试镜，试了三次才过，旁边的一个女孩子，试了一次就过了，我对那个女孩说：“考电影学院吧。”

那女孩的名字叫崔新琴。

问：那请您总体上总结一下，什么才是做一个好演员的必备条件？

欧阳儒秋：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做一个好演员。能当好演员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演技是可以培养的，但重要的是做人。

文化修养也是很重要的。钱学格在当年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曾经差点没有被录取，是我坚持要了他。我说，一个中学各门成绩都是五分的同学，无论如何都得收下。连谢飞老师等等很多学生，当时都是毕业于101中学的，那可是北京的重点学校，从中走出来的，都是文化好思想好的学生。

在我要求欧阳老师给现在的电影学院学生一句忠告的时候，她微笑不语，我替她说了八个字：“好好做人，好好拍戏。”她点点头，说：“就是这样。”

问：文革的时候您也被停止了工作吗？

欧阳儒秋：课不上了。

问：可是当时应该不止只是这样啊？

欧阳儒秋：也就是挨整吧。

欧阳老师就此结束了这个话题。后来，欧阳老师的女儿告诉我，那时候学校里乱得很，欧阳老师的一套教学方法，被作为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而且由于曾经在鲁艺学习过，因此被当作周扬的跟随者受到批斗，耳膜都被打破了。

可是，我却想象着，她曾经用像现在这样的慈爱和平静的语气，给她的学生讲革命的道理，不是照本宣科的灌输，不是故做姿态的应付，而是真心诚意地去沟通，去表达，去告诉她面前的年轻人，中国电影和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以及走到今天，曾有过怎样的坎坷和风雨。也只有在讲到电影学院的时候，欧阳老师的脸上第一次浮现一种追忆往事的沧桑，混合着一股特别的甜美，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她曾经在五十五年前就开始的付出和爱，她曾经在五十五年前就对电影学院播下的祝福和希望。

我问欧阳老师：“您觉得从最开始建校，到现在您离开电影学院，我们学校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电影学院，现在也没有。”欧阳老师说。

后记：

面对欧阳老师，我依然不得不去问一些类似于“为什么？”、“您当时怎么想的？”之类的问题。欧阳老师的女儿说：“你什么都不要问，只要明白一点：他们就是要革命，所以共产党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其实原来一切就这么简单。那是一个简单的年代，很多重大事件曾经风起云涌，然而创造历史的人在历史进程中想得其实再简单不过。我问欧阳老师最喜欢的影片是什么，她回答说“好的片子”，我问她最喜欢的导演是谁，她告诉我，她和任何一个导演拍戏，都会好好合作，因为那是革命工作。在我小心地提到吴永刚、水华等等大导演的名字时，欧阳老师依然用平静地语气说：“我对所有的导演都没有特别的印象，我就知道要好好演戏。”当我问她对她影响最大的导演是谁的时候，她轻轻地说：“我的丈夫。”

我回头看了看欧阳老师的女儿，她说：“就是沙蒙。”

这是采访的整个过程中欧阳老师唯一的一次提起自己的爱人，他们的爱情和幸福，应该属于那一种我们不可想象的故事。在战火中浴火而生，在和平中历久弥坚。他们像大多数前辈艺术家和革命家一样，是聚少离多的，然而欧阳老师对于这些，只是用“为了工作必须如此”来解释，没有遗憾，没有埋怨。我问欧阳老师：“那么您觉得，沙蒙老师从哪方面影响您呢？”

她想了许久，说：“各个方面，还是党影响最大吧。”

然而我知道，真正相爱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真正的那种“润物细无声”，就因为无法形容，才是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我试图用一种适当地方法去问欧阳老师，在生活中她是个怎样的女人，但是面对她的笑容和白发，我忽然觉得了这个问题的苍白。而欧阳老师还是回答了我，她笑着解释说，她不会做饭，除了为革命演戏，就是为革命教学。她塑造过那么多母亲的形象，然而她没有花太多的时间给自己的子女。她只是会琢磨角色，塑造角色，教会学生，扮演角色。有空的时候，她就会看书，这恐怕算她唯一的爱好。然而这个爱好也不是“业余”的，她提到的第一种书就是“斯坦尼”，她也看戏曲，研究戏曲中的表演，以便在教学和实践中借鉴。我提到看片，欧阳老师说，她以前是好片子都会看，而现在，她只看自己学生演的或者导的片子了。

从欧阳老师家出来的时候，重新走入北京的冬天。但是路边的黄树叶却让我想起了刚刚告别的那个季节，既而想到了欧阳老师的名字：儒秋。在整个访谈过程中，欧阳老师没有讲过大道理，甚至很少提到“我”这个字，她很像秋天——这个季节很美，这个季节具有经历了冬天的准备，春天的萌发，夏天的繁华后达到的那种极致的绚丽。而秋天之所以美，是因为她以最彻底的简单包容了最深邃的复杂。

                                             访谈撰写：陈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