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杰艺术简历：

男，1928年8月生，河北人，中共党员。

1946年12月参加革命，1947年初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1947年8月调东北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电影摄影工作。随即作为战地记者前后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战场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以及解放四平等战役。之后，又于1948年夏秋参加了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后，曾在鞍山拍摄了鞍钢的恢复、抢修、重建等影片资料。1949年9月下旬奉命返回北京，参加了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即开国大典影片的摄制。1949年10月下旬，被派遣随进驻西北地区的华北兵团进军大西南，参与了《大西南凯歌》战争记录影片的摄制。之后，随进驻西康的部队拍摄了《川康路上》的影片，并进驻康定。在康定期间，曾几次翻越二郎山拍摄工兵部队修建康藏公路的影片资料。1950年秋冬随进军西藏的部队参加了“昌都战役”，即影片《解放西藏大军行》的摄制。

1951年秋冬，曾在华东地区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的摄制。1952年初，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影片的摄制，同年11月，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的资料拍摄，之后，又到朝鲜的中部战线前沿，拍摄了备战的部分资料。1954年，驻西藏昌都地区采访、摄影。拍摄了修建康藏公路及昌都地区建设等短片，足迹涉及昌都北部的类鸟齐地区以及南部的察隅地区。并在察隅地区对一山地少数民族群众“僜”人进行了社会调查，给中央民委写了报告，建议称这一少数民族为“僜”人。后来，“僜”人的消息见诸报端，《新华字典》也收入了“僜”字，撰文为：僜人，住西藏察隅县。

1955年8月，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修班随苏联专家学习。1957年夏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学院执教期间，先后为电影摄影专业及干部培训班等八个班级讲授《电影摄影艺术》及《新闻电影、科教电影摄影创作》等课程，并指导学生的创作实习。1973年至1978年，任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校领导小组及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8年任北京电影学院教学实习处主任，组织学院教学实习工作。1979年初，设法筹款组织了影片《樱》的摄制，组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之后，又组织了《沙鸥》、《邻居》、《百合花》等影片的摄制。同时，与各电影制片联合摄制，先后完成了影片《竹》、《舞恋》、《陈焕生上城》等影片，使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生产做到了紧密结合。1982年后，参与了新建院址的规划、设计、建设的领导工作。1988年离休。1989年至1995年间，组织、撰写、主编完成《北京电影学院志》。

 

我一直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

问：您的革命经历是非常丰富的，请您说一下参加革命工作的过程好吗？

任杰：我是1946年底参加革命的。在参加革命之前，了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对这些一直非常痛恨。

当人民军队解放了哈尔滨后，我深感这支军队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当时，随着人民军队来到哈尔滨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部分从事文艺、文化工作的同志，他们为青年学生做报告、讲演，介绍解放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目标，并联系他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介绍自己的经历和感受等等……，我非常愿意听这些报告。年轻人本来就向往前进、向往光明，所有这些对我的思想和认识触动很大，使我逐渐坚定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和决心。

当时，东北地区的形势是敌强我弱，哈尔滨以北是解放区，以南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北部地区，我们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翻身农民踊跃参军，保护土改胜利果实，解放军（当时称民主联军）的队伍迅速扩大，这为解放东北全境、解放全中国提供了基础。

当时的东北战场，国民党正处于有利于他们进攻的形势，他们四犯我们的临江（吉林省东部中朝边境的一个城市），我部队进行了四保临江的战斗，为策应四保临江，北部部队进行了“三下江南”（江，指松花江上游）战役，使得东北战局的形势好转。我在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期间，正是战争形势有利于我们好转的时期，校领导为我们作形势报告，大家讨论的很热烈，这些学习，都使我们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

1947年7月，军大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从事战地新闻电影工作。我们这些摄影师只经过两周多的业务培训，就由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到不同地区驻军总部了。

我和我的老师被派往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即后来的三十八军），当时一纵队驻在昌啬一带休整，我们从军到师，从师到团，又从团到营，跟着营行动。不久，秋季攻势开始，接着冬季攻势，一直到1948年的春季攻势解放了四平。遗憾的是，所有的这些行动都是夜间进行的，晚间行军，白天休息。活动范围是中长铁路两侧北至德惠，南至沈阳，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让敌人的几个据点之间无法联系，切断全部的铁路、公路，使敌人困守在中长路上的几个城市，靠空投吃饭，而我军对于中长路上的孤立据点，随时可以攻击。而我们这些摄影记者们天天跟着部队夜间跑路，由于这些活动都是夜间进行，我们什么都拍不成。直到1948年春季，我们从长春外围直插到沈西南，参加了解放新立屯的战斗，才开始了拍摄。新立屯解放后的第三天，我们就又撤出来，返回沈阳北。第四次打四平，驻守四平的是敌88师，我们又参加了第四次解放四平的拍摄。

这一时期的战争观念，主要是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第四次的四平战设，就是战士们所说的“四战四平”。这一次，我们决定争取到最前沿的突击出发地，拍摄突击队冲锋的场面。为此，在总攻开始前的两小时，天还黑的时候，营长嘱咐我们一路上和进入掩体时要保持绝对的安静，并派了一位通讯员带着我们进入了冲锋出发地左侧的一个掩体。这里距敌人的前沿阵地才只有70米，这个掩体本身也就是1米多宽，我们三个人刚好挤进去。突然，敌人的一颗迫击炸弹打了过来，正好落在了掩体前面的小通讯员一侧，我们三个人立刻被掩体的土埋了起来，当时我想到：完了，革命“成功”了……过了一会儿，我慢慢地把头钻出来了，随之我看到老师也从土里钻出了头。于是，我赶紧去拽拽那个小通讯员-----他一动也不动，再拽，还是不动-----他牺牲了。他的年纪大概十七八岁，也不知道他是谁？叫什么名字。

总攻的大炮轰轰地排放了七八分钟后，突击部队冲了上去，我们也边拍边冲了上去。这就是新华社著名记者刘白羽同志的著名通讯《十分钟突破四平》的战地通讯报导的地方和内容。进入城区后，由于我们到处寻找拍摄的内容，就离开了这个突击部队，当天晚上我们就回到了师政治部。

这一次，把敌88师彻底消灭了。但是，它的师长彭锷却在前一天晚上丢下了他的一个师的士兵，坐着小飞机跑回了沈阳。当然，彭锷最后还是在湖南起义了。

问：在拍摄这些战斗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危险，从而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刻？

任杰：战场，是个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硝烟弥漫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工作，包括战地摄影师在内，应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它又决不会因为你要工作，它就要安全或轻松些。当时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准备：既然你是从事这一性质的工作，你就得要适应这个危险的环境，就要有思想上的准备和立刻行动的准备。既然从事了这一工作，就要接受现实。当时，我们的队伍中也有不能接受这种危险的人，那也只好被淘汰。

举一个我经历过的例子：那是1952年，在抗美援朝的朝鲜中部前线，我去了一个尖刀阵地。那是一个突出阵地，位于距敌只有25米的涉水河转弯处，三面受敌。那里只有一位副排长带领一个尖刀班守卫。我们是在夜里连闯了几道封锁线，才找到这个地方。副排长已经接到通知：有两位记者前往，在洞口接一下他们。于是，他就在洞口处接我们。我们虽然在闯封锁线时，也还是轻手轻脚地十分谨慎，但到了洞口，见了他就说了：“你们辛苦了”，他赶紧往洞里拉我们说：”首长好，快进来“，就在这一刹那，敌人的迫击炮弹就打了过来，恰好打在洞口上边的岩石上，几块石头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当时他就牺牲了。这是因为我们要去，他要在洞口接我们牺牲的。而我们的身上也只是沾了些碎石碴子。我们问这里的战士，他叫什么，是哪里的人，战士们都说不清楚，就知道他姓王，叫他也就叫副排长，我有点奇怪，怎么连副排长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再问为什么？大家说，“他昨天刚来，我们还没熟呢？”我们俩个人在这个坑道里住了近十天，虽然也拍了一些珍贵的资料，但心情却一直很难过。

事实上，我们从事新闻电影工作的记者中，有三位新闻摄影师牺牲在辽沈战役中。在解放西藏的进军中，也牺牲了一位，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也牺牲了一位。虽然这些历史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我一直深深地缅怀着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友！

回到“实习处”我有“回乡”的感觉

问：您是怎样从新闻电影领域转到电影教育领域里的？

任杰：我在新闻电影领域里已经工作了八年，深感自己的知识和能力不足，需要再提高。1955年春天，恰好学校聘请苏联专家来学校教学，要求学员要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我恰好符合报考条件。经组织上同意，经过专家的考试、面试及对作品的考察，来到了学校的摄影专修班学习了两年。结业后，学校考虑到电影教学的需要，摄影专业留下了五个人从事电影摄影专业的教学，其中就有我。如今，五十年过去了，那四位同志都已先后辞世，就剩下我一个了。

问：您主持创建青年电影制片厂，是基于什么想法？

任杰：首先，说明一下，不是我创建青年电影制片厂，而是我组织了影片《樱》的摄制，为《樱》的摄制筹措了部分资金。要想讲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回顾一下历史。

1955年，当时学院聘请了四位苏联专家为导演、表演、摄影、制片管理，四个干部专修班授课。授课临近结束的第三学期，专家希望专修班的学生能够进行片断（短片）文字的和拍摄的实习。为此，学院筹建了实习办公室。组织专修班学员进行故事影片的片断实习，几位专家分别都做了现场指导。效果很好，学员们收获很大。

这之后到了1958年，第一届本科班也陆续该进行片断和短故事片的实习时，原实习办公室已增添了人员，学校的摄影棚及其附属部门也已经建起，该办公室改制成为实习处，增加了各制片部门及设备。当时，凡拍摄的作业、短故事片、新闻纪录片，经审查可以对外发行的，均冠以“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厂名，由电影公司发行，个别影片并发往国外。同时，学院还接受北京市委委托由摄影系全面负责，拍摄、编辑、制作的定期新闻杂志片《北京新闻》，每月两号，在北京市及郊区县影院按时放映。

《北京新闻》深得北京市观众的喜爱，竟有些观众专门为去看《北京新闻》买票，等《北京新闻》一放完就走人。《北京新闻》除几位教师专门负责采访、拍摄外，摄影系三、四年级的学生在学习《新闻电影》课程后的作业实习也都参与《北京新闻》采访和摄制工作。北京市委非常重视《北京新闻》影片的审查，每次审片书记处的同志几乎都参与。彭真同志工作那么忙，都多次参与审查，每遇重大事件的拍摄和编辑，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亲自到剪接室和编辑一起研究如何编辑，如何解说等。当时学院师生拍摄的这些新闻片、纪录片都是以“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的名义对外发行的。凡与《北京新闻》有关的影片的财务开支一律由北京市委报销。1961年后由于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北京新闻》就停办了。大家看《院志》的画页青年厂部分，有彭真同志给青年厂题写的厂名，就会知道彭真同志非常关心重视电影学院。这一阶段，既是北京电影学院实验电影制片厂最辉煌的阶段，也是学院和艺术生产相结合的最好的阶段。

1978年下半年，学院决定让我负责重点实习处的工作，我非常愿意承担，有“回乡”的感觉。但当时的实习处，业务和专业干部流失的很严重，而面临的又是组织繁杂的几台大戏的先后演出，如《最后一幕》、《于无声处》以及《哦！大森林》等的对外演出。在人事部门的支持下，我们采取了归队、调入、借调、吸收高中毕业生当练习生（临时工）的方法。组织了这些剧目的对外社会演出。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大约是1979年春节后不久，詹相持同志拿来一个他创作的剧本（当时叫《樱花盛开的时候》），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党委部分同志看了以后也觉得应该由学院来拍成电影。于是，党委就把组织《樱》的摄制工作交给了实习处，设法安排拍摄。我们根据剧本涉及到的内容以及内、外景演员、服装道具的制作等涉及的支出，初步计算，如按企业管理的成本核算，大概需要55万元左右，如果按教学实习片计算（按教学实习计，不计全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外景补助，内景的搭建、置景费、场地费、水电费、器材的折旧费、化装、服装、道具等费用）至少需要15万元左右，而我们的全部教学实习费用，也不过四万元，要《樱》片上马，其他条件不计，至少预算开支缺十万元。怎么办？当时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计划一分钱都不能花；批准了的计划，你不花还不行；要补报计划是为了拍影片，也根本不会批；即使是批了，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下达。

这时，已经是三月底了，北京的樱花已经开始开了，摄制组的前期工作都准备好了，怎么办？于是我想到到文化部去借，暂借十万元，片子收购、发行就还。这个如意算盘打的行不行，闯一闯看。

于是我去了文化部，先后找了两位部长、电影局长、教育司长，他们听了我对影片故事梗概的介绍又翻了翻剧本，都表示了“电影学院拍片是好事，我们支持”。谈到没有经费想跟部里支持暂借十万元钱，影片收购后立刻就还的时候，他们几位都表示，这事需要我先去跟财务部门商量。我说，我的意思是先部领导在报告上批一下，我再去找财务部门。他们几位表示的意见完全一致，说，你先去跟他们商量一下，需要批时再批。我只好去找计财司的财务处。我跟财务处的那位女处长认认真真地谈了剧本内容，谈了学院摄制力量，谈了学院党委的希望等等，她很认真地听了我的介绍，她也翻了翻剧本。最后她问我，有预算计划没有？我说，没有。她说，那没办法。我一再说只是暂借，片子收购后立即还。她说，你要有计划，要提前用，还可以研究、想办法，你连计划都没有，我怎么借给你，万一拍的不好，电影公司不收购，你怎么还。我说，你尽管放心，电影学院里有好几位老导演，他们都来把关，怎么会拍不好。她还是说，万一拍不好，我怎么办？十万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啊！我一再说，学院有几十万的教学预算经费，无论如何都会还的。她说，那也不行，预算一经批准，就得按计划来用，也不是随便能用的。为什么你们不先做预算？没有预算，我没那个胆量借给你，绝不是我不支持你，是因为你没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你不是不知道啊！她最后表示，我了解你，我也知道你，但是严格的财务制度面前，我不能，也不敢自作主张。我也表示我来借钱是代表电影学院和文化部的下级和上级的关系，不是你我个人的事情。她说，是啊，我也是这样看的。就这么跟她一来一回的“交锋”，这位财务处处长最后有点松口了，说：明天司长回来，你跟司长说说。最后给我的感觉是似乎有点希望了。

第二天，我又去了文化部，找到了司长，感到很熟，过去在部里开会都见过面。财务处长已经把情况向他汇报过了，他说，你不要着急，让我想想办法怎么支持学院拍片。我一听，心里一下子踏实下来，看到了希望。

这期间，摄制组各项的准备工作已经在着手进行了。

第四天，我又去了文化部，一见面，司长就对我说：“借钱的事给你解决了，10万，分两次给你，先借给你们5万，已经划给你们的财务科摄制影片专用，明天你们就可以收到，过一个星期另外5万也到位。”

当时，我的眼泪几乎要流出来。我还问了一下要不要打借条？他说：不用。就是要求你们精打细算，不浪费，该节约的地方，一定要节约就行了。

我从文化部出来直接就到了摄制组办公室。把情况跟大家一说，大家一下子就喊起了“乌拉”，我看到有的同志真的流泪了。

在《樱》的摄制过程中，全组同志真是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例如，他们在长城上拍戏，不住下面的旅馆，而是自己带上床板、行李住在守卫部队的营房仓库中。他们在外景拍摄中，灯光、器材、服装、道具从来没有找临时工搬运，全部都是自己搬运。光子这个角色在日本的家里，全部道具、陈设都是陈珩同志在溥杰先生的家里借来的，光子的几套服饰也不是买的，是陈珩同志亲自做的。导演和摄影师每拍一个镜头，都非常仔细地研究好，创造了最低的耗片比，大家共同严格要求自己。制片主任的严谨安排，彼此制约、互相协作创造了摄制组的团结、认真、严肃、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影片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后期录音及作曲、演唱也都创造了感人的意境，学院摄制的第一部故事影片获得了1979年优秀故事片奖。

在影片完成后，拍摄字幕前，不少同志就议论到，不希望用实验电影制片的名字，要起个新厂名，党委同意大家的想法，委托了党委几位同志，在表演系办公室开会商量起个什么名字，大家提到了鲁迅、前进、展望、艺文等等。一提出来，大家都说不好、不好。正在这时，突然门开了，进来一位拿着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的同志来还书，记不清是哪位同志低声地说了一声“青年”，大家一听，齐说：对！青年。青年生气蓬勃，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冉冉上升，我们的电影厂，也应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充满无限生机。于是大家就定下来，把实验电影制片厂改成青年电影制片厂。向电影局汇报后，电影局也很同意。影片经文化部审核时，获得了部、局、司领导的好评，并获得1979年的最佳故事片奖。之后，青年厂到昌平厂名办公室进行了登记。这就是青年电影制片厂的来历。有它的偶然，也有它的必然性。

问：请您谈谈主编《电影学院院志》的情况好吗？

任杰：1992年春，根据中央要求，各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各直属机构、各级政府都进行修志工作。当时，沈嵩生院长正在考虑学院修志工作时，把我找去，对我说：“学院的修志工作，必须由你来做，理由就不必多说了。你考虑一下，需要哪些同志协助？需要什么条件，你都提出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当时，我已经离休了，考虑到这一工作既需要我来做，我也不能不做，有些义不容辞的感觉，我也就答应下来了。前后花了七年多的时间，也的的确确花了些心血，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夜以继日的工作，总算是在各部门、各有关组织支持和很多同志的帮助下完成了，为学院五十周年做了献礼。

当然，有些记载还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有些该记的没记，不该记的反倒记了，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同学们应该忠于电影艺术事业

问：您对学院工作有什么建议？

任杰：我希望青年厂能继续有所作为，继续有自己的人才写本子，自己的导演、自己的师生演员拍影片。青年厂的初期，都是我们自己的编剧、自己的导演，甚至大部分演员都是自己的师生，现在师资力量比过去更壮大了，能够保持青年厂的一个作风是最好的。

问：您的经历是很丰富的，在我们采访的最后，请您结合您的经历和经验，给今天电影学院在校学生提点忠告和建议。

任杰：我曾经经历过战争的年代，战地记者的生活留给我最深的体会是为人民奉献的意义，像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他们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畏无惧地流血、牺牲，对于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一生都有教育意义，也希望我今天所介绍的他们的事迹对你们能有一定的意义。

我们各专业的同学，都应该是忠于电影艺术事业的人、只要我们的头脑里，时刻都有人民、都有群众这个观念，就不会把电影艺术事业当成追逐个人名利、金钱的阶梯，就会是一个有益于电影事业、有益于人民的一代人。

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刻苦学习，坚定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成为建设和发展我国电影艺术事业的新一代人，新一代的电影艺术家。

访谈：宋罡、毕志飞、刘礼昌

         撰写：宋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