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廉艺术简历

男，曾用名（笔名）成林，1940年8月生，辽宁省盘山县人。中共党员。教授， 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制片委员会委员，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语言学会会员，北京电影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成员，北京联合大学兼职教授。

1964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本科。先后在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北京市艺术学校、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任教。1976年电影学院表演系任教，并任系副主任，开设的课程有《电影演员语言技巧》、《电影表演艺术》等。1985年在青年电影制片厂任青年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主管影片生产及电视剧制作。 1987年在电影学院管理系任系主任，建立了电影制片管理、电影发行管理、电影放映管理三个专业，组织并开设了专业课及专业基础课20多门，组织并撰写了十多种教材。

在从事领导、管理及教学工作的同时，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过20多篇文章。编著有《电影表演艺术探索》、《电影电视表演基础》及《电影制片管理教材》等。曾在多部电影、电视剧、戏剧中担任过导演和演员工作。在影片《西安事变》（上下集）（导演成荫）中任重要角色及副导演，在影片《你、我、他》、话剧《最后一幕》、《于无声处》、《雷雨》、《这不是戏》中任主要演员，导演过话剧《为了幸福干杯》。译制导演过50多部500多集外国电影、电视剧，并由中影公司发行，在影院、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及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放映及播映。

1985年由广电部派往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期间，任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先后担任《香港的故事》、《重案背后》等电视剧和电影的总监制或监制。

在表演系的时光终生难忘

问：您当初是怎么走上学习表演之路的？

王承廉：当时我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有很多的理想和追求，曾经想过做运动员、火车司机、飞行员、医生等（笑）。当然，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自己的理想也在不断的变化。

我上中学时非常喜爱运动：长跑、拳击、游泳、滑冰，但最爱的是看电影和话剧，只要是电影，什么故事片、戏曲片、歌舞片，甚至新闻纪录片我都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电影票非常便宜，学生票五分钱一张，而且有些电影院一天放几场，每一场影片都不重样，有时候我可以连着买三场或四场电影票，带些吃的在电影院一看就就是一整天。上学时，我都是把功课在上课时就做完，放学就跑到电影院。天津人艺只要一换剧目我一定看。当时我就觉得一进剧场，电影或话剧一开演，我就会马上进入到剧情中去，什么都忘了，那种精神上的满足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就这样，高中毕业前我已经立志要学习导演或表演。上高三时，我到天津市图书馆借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通读，说实在的看不懂，后来又经班主任同意，学校给我开证明，到群众艺术馆办的表演训练班学表演，逐渐才明白表演是怎么回事，小品是怎么回事，那几个月的学习对我后来考艺术院校帮助很大。

1960年，我只身一人从天津到北京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但是没有考上。主考官建议我改考表演，那时北京的艺术院校是联合招生，就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几个学院的主考在一个考场，考导演的一个考场，考表演的一个考场，我记得考导演在电影学院，考表演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各个学院的主考官都在一个考场，最后按考生的志愿顺序，各学院决定录取与否。在电影学院导演系没考上，我就又去中央戏剧学院考表演，被艺术学院的主考许淑娥老师看中。

北京艺术学院属于北京市管，当时很明确只招北京市户口的学生，学生毕业后全部分配在北京，主要是北京人艺和青年艺术剧院，全班只招了我一个外地生。后来我才知道，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是按毕业戏所需的人物选学生，当时老师可能觉得我形象符合毕业戏中的某个角色而录取的我。表演系主任是当时中国青年艺术院院长吴雪，主任教员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李章。因为艺术院校都是提前招生，在北京考完艺术院校后，我回天津又参加高考，当录取通知书发给我是一看是北京艺术学院表演系录取了我，从此我便踏上了学习表演之路。

问：请您谈谈您在表演系的经历？

王承廉：北京艺术学院是个综合性的学院，1964年由于中央和北京市对在京艺术院校的调整，音乐系学西乐的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学民族音乐的与艺术学院学民族的合并改为中国音乐学院，美术系分配到中央美院和工艺美院及师范学院美术系，表演系当时传说要合并到中央戏剧学院，后来没合并成，于是就在当时的孔庙，就是现在的北京市博物馆里成立了戏剧专科学校表演系，表面上与北京戏曲学校合并，实质上表演系在孔庙里独立办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一切都乱了，北京市又把戏剧专科学校改为北京艺术学校，又和北京市的文艺团体如北京人艺、北京市木偶剧团等联合办学，北京人艺的苏民、林连昆和我们办表演班，后来又转到北京人艺办了几期学员班，杨立新等就在那班里，我也教学生，也演戏。我对那时人艺演的戏和宣传队的做法很有看法，而且心情极不好，于是想要离开那里，超脱一些，踏踏实实地干我的本行搞教学。我在艺术学院上学时电影学院的吴青老师教过我，我就到电影学院找吴青老师，当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电影学院表演系在昌平沙河办学，系里也需要人，经过一番试讲后，我就调到五七艺大电影学院表演系了。

在电影学院表演系那段经历是我终生难忘的。

我是1976年到电影学院的，当时76班一入学就是蔡明、侯克明、马树超、翟乃社在的那个班，76班的学生是各电影厂自己招的，然后送到电影学院委培，毕业后就都回各厂。我到电影学院时三十几岁，和班里的同学不分彼此，我不但教学还和学生同台演出，甚至在演出时兼做音响效果，带他们到中苏边界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体验草原牧民的生活。

表演系的学术空气很浓，定时召开教研组会和教学研讨会，系里对年轻教员的要求也比较严，教学互相观摩，并提出教学中的问题，以利于提高和改进，思想的压力变为工作的动力，在表演系我的教学和理论水平提高很快。

（1989年与周坤、苏联专家里德瓦柯在一起）

为了加强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系里还不断地组织教师进行艺术实践。我在系里的安排下排练话剧《最后一幕》，演出近60多场，当时在社会上反响极大。中央电视台又把演出实况向全国直播，影响就更大了，演出就停不下来了，要不是因为有教学任务，那还要继续演下去。可惜那个时候还不能录像，所以就没有录像资料保存。后来还排练并演出了话剧《于无声处》、《这不是戏》等，在这些演出中我都担任主要角色。这种专业的实践，对我们年轻教员的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接着为了更好结合电影表演的教学，系里鼓励教员更多地参加电影的拍摄。

电影《西安事变》的导演成荫，有一天看电视台播出表演系教师演出的话剧《你、我、他》时看中了我，并问这个演员是哪的？导演的夫人申伸老师曾任表演系主任，当时正任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她说：他是我们表演系的教员，于是我就进组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投拍的《西安事变》全部在西安拍摄，这样，我在西安呆了近一年。这次的实践，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较大。特别是导演成荫当时已经宣布要任电影学院院长，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摄影高洪涛也是中国有名的大摄影师，他们对艺术创作极其认真、严谨。对青年人的培养和教导是真心实意，大胆放手，现场对演员和工作人员从不发脾气，他们非常了解电影艺术是综合艺术，各部门必须要合作默契，才能保证艺术质量。拍摄现场要严肃、活泼，演员能全身心的投入，演员好的表演，不仅是自身的条件和对人物的正确理解及表现，更重要的是和优秀的导演分不开的。

一开始先拍外景，除去我要演的角色外，我还兼作副导演的工作。有些外景，比如山上的戏、特技拍摄的戏，拍摄前导演首先看过我准备的拍摄计划及机位图，讨论定稿后，就叫我们大胆的去拍。进入拍内景戏的阶段时，正值西安天气最热的时候，摄影棚空调的制冷效果不太好，成荫导演和摄影师高洪涛都是穿着大裤衩，赤裸着上身，挥汗如雨地进行拍摄，为了赶时间，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这部影片《西安事变》不仅是上下集，而且还是宽银幕和普通银幕同时制作，等于是做了四部影片，工作量极大。我认为我的任务主要不是拍戏，而是去亲身实践一部影片的制作全过程，了解各部门的工作是如何相互配合的，甚至自己实际去操作。

外景拍完后，进厂内摄影棚拍内景时，时间就很紧了。为了保证拍摄周期和演员按时离组，导演就叫我负责在录音棚里录对白，因为如果拍完内景后，导演再录对白的话，拍摄周期还要再延长两个月。这样拍摄、冲印、剪接、录对白同时进行。导演无论拍摄多少，只要剪接出完整的一场戏，我就进棚录对白。当时西影厂的录音棚里也是没有空调的，每天要买很多大块大块的冰放到棚里来降温，录音棚的隔音效果也不太好，为了避免外面的和天上的杂音，有时录音师要等外面的杂音没了，才能录音，有时在录音的当中出现杂音，那还得重录。

当时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剧组里的演员除了有一个人是上影的专业电影演员外，剩下的全部是话剧演员。因为当时还不具备同期录音的条件，演员都知道对白是后期重配，因此导演把戏放在第一位，对白放第二位，演员拍摄时讲的很轻松，但到了录音棚时，画面上的戏又拍了很久了，现场要录很久以前拍的戏，演员们感觉就不对了，有时感觉对了，可口型又不对了。有的老演员反应慢，口型对不上，有的演员戏好，反应也快，可对手对不上口型，他们再好也得重来。像王铁成的戏很好，配的也很准，可他的对手对不上，他也只好陪着一遍遍的录，有时10遍、20遍的录，直到我认为满意为止。就这样，大家不仅没有怨言，还相互鼓励和安慰。有的时候，有些演员因为一遍遍的都真的动感情，到激情戏的片断又吼又喊，嗓子都发了炎，声带充血，我就把事前早准备好的松花蛋和冰糖，叫他们咬一口松花蛋就一口冰糖，马上就见效了。丢了的声音，马上回来，我也忘了从哪里知道的这个偏方，我也不知什么道理，也许是心理作用吧，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也不妨试试（笑）。导演的戏拍完了，我的对白也录完了，导演验收完，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演员就陆续离组了，真的给摄制组省了不少经费。

我虽然也实习了影片拍摄过程中的很多环节，可是向导演学习拍摄的环节就受了影响，成荫导演一定要我再跟着他拍一部电影。摄影师高洪涛在西安时还邀请我回到北京时一定要去他家吃饭，可他回来没多久就去世了。

成荫导演做完这部影片之后就回电影学院上任当院长了。有一天，我在小西天表演系招生考试，那天学院正式任命我为表演系副主任，成荫院长来表演系视察考试，在考场我还和成荫院长开玩笑说：咱俩同一天上任。还讲：您别忘了，还欠我一部戏呢？成荫院长也笑着说：没忘，没忘。没过几天，成荫院长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实在是太突然了。想到了我们在西安的那一段生活，我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想，高老、成导的突然去世和他们前一段时间拍戏太辛苦有很大关系。为了艺术、为了电影，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做了系副主任后，因为系里日常工作比较忙，我又要参与教学，出去拍戏的时候就不多了，但我仍然在工作的空隙及业余时间拍了一些电影、电视剧、广播剧的播音及配音，后来主要做译制导演工作。

在表演系的那十几年，我认为是我一生中非常充实、有意义，非常有成就的一段人生旅程。对我在表演系教过的学生，也很怀念。

那几年是青年厂最红火的年代

问：再请您谈谈您在青年厂的那段时光。

王承廉：青年厂是我考虑很久才决定去的。主要是我已经非常喜欢教学工作，不愿离开表演系。学院有意让时任表演系主任的李宁去青年厂任厂长，可能从工作出发，李宁想拉我一起去，盛情实在难却。经过调查和了解，当时青年厂是处在不景气的时候，每年国家下达的两部影片生产指标都完成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肯定是困难重重。

我们俩商量了一个方案：如果学院同意我们的方案，我们就接，否则就没有办法接。第一，给我们剧本审查和决定拍摄权。过去通过一个剧本，要经过党委、班子的十几位领导同志，逐一看过并提出意见，时间拖得很长，最后还很难拍板决定，有时剧本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剧本的本来面目都不存在了。我们请求剧本能够由厂里审定投拍，减少剧本审查的繁琐和误时，最后院领导审查双片，责任由厂里负责。

第二，厂里有决定摄制组的建立的主导权。原则上，首先考虑学院各系能胜任的老师；其次从已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校友里选择；最后在社会上选择合适并能胜任拍摄影片的人选。主要从保证影片质量出发，向走向市场过渡。

第三，给厂里一定的财权，按预算厂里有权支配经费，不要用点钱就到主管行政的孟海峰副院长那里去批，费时还误事。厂里按规定时间、每月或一季度向院领导送报表，备案，如果经济上出问题，由厂里主管财务的副厂长负责。

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在青年厂既定的教学实习与教师的艺术实践任务不变的情况下，制定了青年厂实行企业管理的方案，其核心内容就是经济自主，使青年厂实行企业化管理、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赋予厂长企业管理的自主权，如投产权，机构设置权及人事任免权，对职工的奖惩权，影片摄制的批准权。教学实习任务按成本核算，由学院教学经费中支付等。学院领导最后研究并通过了我们的方案。当时主持工作的沈嵩生院长和我们谈了党委的这个决定，我们非常高兴，并接受了学院里的任命，我任副厂长主抓生产和行政工作，文学系的柳城任副厂长主抓剧本创作，我们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直到现在很多青年厂的职工都常说“那几年是青年厂最红火的年代，我们特别怀念，每年都有四、五部影片在周转制作。”那几年确实辛苦。首先，我们在保证影片的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搞了影片摄制承包制，完成计划有奖，超额完成有重奖。当时电影节还有给片酬一说，青年厂是首先开始执行的。影片《嫌疑犯》男主角王咏歌当时拿了900元的酬金奖励，他极其高兴，也极大地鼓舞了剧组的其他成员。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没好的剧本就拍不出好影片。会抓时机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执行企业化管理，有剧本的决定权，赢得了时机，抓到了好剧本。柳城到北京郊区开剧本创作会议，拿到了沈从文原著，张弦改编的《湘女潇潇》，他说剧本很好，有很多厂都在抓。我和李宁立刻驱车赶到会场，先后看完剧本，都觉得好，于是马上拍板，决定青年厂投拍，并立即和原著及编剧签协议付定金。我们决定之后好多天，另外一个外地电影厂在回去汇报之后也决定要这个剧本，当他们开始和编剧联系时，我们都已经进入影片的筹备期了，并选定了导演系教师谢飞任导演，主要演员选的是表演系刚毕业的娜仁花。影片拍得很好，在国际上拿了两个奖。后来又陆续地拍了不少影片。青年厂实行的企业化管理充分的发挥了自身的优势，调动了摄制组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发掘了生产潜力，降低了摄制成本，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学院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创收基金。这一切都是当时院领导决定的英明，也是青年厂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

说真的，在青年厂的那两年，工作极其紧张，没有寒暑假，一上班我办公室外面总排着队，不是制片主任，就是各部门负责人，说预算、批报告、报账签字等，当时我把全部的精力和生活都投入了青年厂。但是，我总认为我的归宿还是教学，那时候我干教学已20多年了，有很多想法还没实现。我喜欢教学，从个人发展上我也认为教学更适合我。于是，我提出辞职。去了还没有一个人的、院里刚决定要筹建的管理系，开始了我另外一种工作和生活。

我在一无所有的管理系白手起家

问：我们知道您后来参与了管理系的创建工作，您能给我们谈谈这个话题吗？

王承廉：我在青年厂时，和当时国务院批准的可以拍故事片的16个电影厂的人都有接触。我也感到中国的电影要发展，要腾飞，没有好的电影管理人才是不行的。过去的电影生产统购统销了那么多年，根本说不上电影市场。而改革开放之后，电影市场在悄悄发生变化，西方电影大国的电影管理理念也在影响着中国电影界，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学院要组建管理系这个决定非常英明，也是形势所迫。我想，院领导的考虑是因为我以前是搞教学的，表演系做过副系主任，又在青年厂从事了两年的影片生产管理和实践，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而我当时在青年厂干了两年了，又很想离开重回教学岗位，这都是一种巧合，于是，我很爽快的接受了学院的这个安排。

当然我知道，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我可以说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建一个系，要有一个教学体系，要有一个教学指导思想，要有系统的教学方案、课程设置，还要有执行这些理念的教员，特别是管理理论专业的教员。于是，我首先从社会上、电影研究机构、电影厂、发行公司以及一些名牌大学里聘请一些在电影制片管理、发行管理和大学里掌握一定宏观管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专家教授及学者中聘请了一些兼职教员，把我的想法和他们进行详细的沟通，让他们了解我办电影管理系的想法。其次，再逐渐从大学里寻找学经济、学管理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将来系里专职的教员再进行培养。电影艺术方面的专业课程可以从学院各系中聘请。

开始的时候，管理系的教学只停留在想法上，课程、教学方案、教材都还没有形成。我从专业证书班开始，类似培训班性质，从电影厂和发行部门招收有实践经验的可塑人才，让他们在管理的宏观理论上及电影艺术的基本理论和技法上进行系统的学习，这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两届有大专学历的专业干部专修科，与此同时，管理系的教学计划、大纲、课程、教材也逐步形成，师资也初具规模后，于1989年招收了第一届制片管理专业本科班学生，1990年招收了发行管理本科班，1992年招收了放映管理本科班。这个时候，管理系在建系时定下的这三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安排、教材建设、教师队伍都初具规模，为后来管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10年管理系的建设是和当时院领导的正确领导，全系教职工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当然在这过程中，对我来讲更是刻骨铭心的，艰辛、欢乐、付出、牺牲，各种复杂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我认为，管理系必须要往高层次发展，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最重要的。我任系主任期间，用系里微薄的经费，鼓励教员出外进修，提高外语水平，提高教员自身的学力，考硕士、博士，并要求管理理论的教师努力弥补电影专业理论不足的课程。我的这个举措，对管理系教师的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我本人是学表演的，管理专业最重要的基本功应是数学、计算机、外语，恰恰这几项我都弱，我感到我的使命已经快完成了，我又萌生了应离开这个位置的念头----我想到回表演系。我在管理系时，也在表演系兼课，但我更想在电影管理上进一步的深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当时香港银都机构需要业务干部，我想当时的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在亚洲又有电影天堂之说，他们的电影年产量比我们全国都多，银都机构是过去香港长城、凤凰、新联三个中资电影方合并后组成不久的一个电影机构，并且已生产了近百部影片。经过一番努力，政审、考核，最后我被广电部派往香港银都机构任副总经理，负责影片及电视剧的生产制作。

我在“银都”真的尽力了

问：那请您谈谈在香港银都机构的工作经历。

王承廉：我是1995年借调到香港银都机构的。香港是个资本主义社会，回归后也是“一国两制”，银都可以说是游离在这个社会之外的一个机构，表面上是个有限公司，有董事会，我也是董事，但实质上大家都没有股权，形式上是适应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内地电影厂的翻版，董事长实际上是内地电影厂的厂长，副总经理是副厂长，分工大概和内地电影厂一样。

香港的电影公司都是私人拥有，拍影片也都是自己投资，有钱就投拍，钱少就和另外的公司联合投拍，没钱就不拍。当时银都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投拍一部影片相当困难。我到香港的第二年又赶上了亚洲金融风暴，香港的整体经济受到极大冲击，我也身临其境地感受和体会了金融风暴的残酷，银都也不例外。

银都也有它的优越性，它是中资机构，受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银都生产的影片可以在内地和别的电影厂享受同样待遇，每年有六部影片生产指标，可以在内地发行，这是别的电影公司不能享受的。银都机构影片制作原则是“背靠祖国，立足香港，面向世界”，作品要达到“导人向上、导人向善”的标准。但是他也忽略了一个具体的事实---市场问题，银都机构是自负盈亏，国家不给补贴，银都如果想真正运转正常，就应该按照市场运作规律，真正融入到香港的社会中去，和别的公司展开良性竞争，否则很难生存。我是在这样一个性质的公司中工作和生活的，说实在的心情不是太舒畅，但是我也尽量打破这个框框，在香港我结交了不少朋友，工作中遇到过好人，也遇到过我认为的坏人、骗人的人。

银都公司的董事会更像个质询部门，我报上来的剧本，他们分别看完之后，就在会议上询问我为什么要投拍？能赚多少钱？我只负责创作，宣传决不能染指。我提出的剧本，宣传部门会做调研，如果调研的结论和我的结论有出入，可能就会否定我的意见，如果他们也认为这部影片能够赚钱，我才可以继续往下做。我的预算以及与合作方及主创人员的协议，董事会要进行研讨、质询，直到无懈可击了，才能操作，这个过程非常复杂，我觉得这是一种内耗，有利也有弊。这种机制是由集体负责，即使我操作出了问题，也没关系，因为这是大家讨论通过的。这种机制是有问题的，因为谁也不从长远着想，国内派去的干部三、五年肯定要回原位，这种弊端我无法解决。我在银都五年多，我真的尽了力了，拍了几部电视剧，独资与别的公司和内地电影合作拍了六、七部影片。五年多没有休过假，回北京我都借开会、送双片、送审片的机才会回家看看。每年新华社要总结考核，我都被评为称职。这些年的工作有经验、有教训，我认为教训是最宝贵的。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我认为我该回北京了，于是我主动打了辞职报告，回到电影学院。

问：能给我们简单说说您退休以后的生活吗？

王承廉：我从香港回来后，关系放在了管理系。后来学院教务处请我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指导小组，到各系听听课，把发现的好的教师和教学方法及存在的问题找出来给学院领导及教务处参考，这是我认为的大事。

退休以后的生活真好，想做就做，高兴就做，否则就休息。当然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搞了一辈子影视了，一时也放不下。先后在香港和内地的几家影视公司任总监和顾问，也搞了一些影视剧。现在又和朋友一起组织了一个影视公司，自己抓剧本、自己融资，本着不赔钱略有盈余的原则搞一些影视剧。也在一些别的大学做兼职教授讲些课，退休以后的生活，很充实。

访谈撰写：柴涛  赵倩  张博  何沙